谢彪:从“印证结论”到“生成结论“——2026年高考湖南卷历史第17题解析与教学启示
| [日期:2026-11-08] | 作者:历史组 次浏览 | [字体:大 中 小] |
高考历史开放性试题的考查取向,正由“印证结论”向“生成结论”拓展。2026年高考湖南卷历史第17题并置北魏、辽、西夏三则材料,不预设主题,将结论的生成权交予考生。三则材料同指“共认的文化价值”中关乎统一的“正统”观念:北魏孝文帝以儒家“大一统”自律,落于政治理念;辽虚授“洛京留守”之衔,落于象征与制度;西夏仿汉字创制西夏文并以之译介儒家典籍,落于文字运用与文化传播。三例路径不同而取向相通,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具体史例。惟释读之际,须分清“史料所有”与“命题所加”,不以今律古。考生作答时须自行走完由归纳、比较到据证立论、辩证补充的完整思维链,教学观察所见的四类失分,分别对应不同的脱扣。据此,教学宜以“史料群”研习替代“单一材料加现成结论”,明确主题提炼的标准与步骤,以“即时推论”为论述训练之要,使由“记忆知识”到“价值认同”的转变在日常教学中得以落实。
高考命题历来被视为中学教学的指挥棒。十余年来,历史命题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转向:不再把现成结论交给考生,而要求考生从材料中自行提出问题、得出认识;其立意也不仅在于考查知识与能力,更在于涵养价值观,指向核心素养。命题之变与育人之需,常在一道好题上合而为一。2026年高考湖南卷历史第17题,正是这样一道典型试题。
这道题给出了北魏、辽、西夏三则材料,不预设主题,而是首先问“可以用来研究哪些历史主题”,再让考生任选一个主题展开论述。笔者即以此题为例,讨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这样的设问究竟考查什么?这3则标准如何呈现中华文化认同?以及教学应作怎样的改变?展开讨论之前,先就全卷的命题取向略作观察,以见第17题所处的位置。
一、2026年高考湖南卷历史命题取向
通览全卷,2026年高考湖南卷历史试题有几处值得注意。
其一,史料类型的多元已不是亮点,而是常态。全卷出现的史料有考古造像、墓志、政书、地图、近代设计实物图、宣传画等十余种,单凭熟记教材知识及其结论已难以应对。
其二,试题大多置于具体而全新的情境之中,少有可以套用现成模板的题目。这个特点与高考其他试卷基本一致。
其三,全卷的史观取向集中在两条线上,分列如下。
这两条线分别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养,这正是《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日常修订版(2017年版2025年修订)》在培养目标中并列提出的内容;这两条线也都与统编《选择性必修3·文化交流与传播》相呼应:前一条所涉中华文化的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及其世界意义,对应该书第一单元“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后一条所涉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对应其后讲述世界各区域文化的诸单元。
在这两条线中,民族交融一线分量更重,第17题又居其要。它不预设结论,要求考生从材料中自行得出认识,最能体现本卷的命题取向。因此下文以2026年高考湖南卷第17题为例展开。
设问:(1)综合上述三则材料,可以用来研究哪些历史主题?(6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择以上任一历史主题,展开论述。(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12分)
这道题的考查分量,可从两重坐标上看。
其一,国家课程文件的要求。《普通高中课程方案·日常修订版(2017年版2025年修订)》在培养目标中要求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民族团结”,并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列为应有机融入课程的内容;与此并行,历史学科的五项核心素养则规定了教学与评价的具体指向。第17题以民族交融为内容,以史料归纳和论证为形式,正落在二者的交汇处。
其二,命题立意的演进。高考历史命题大致经历了由知识立意到能力立意、再到价值立意的过程,这与《中国高考评价体系》“一核四层四翼”的框架相一致。仅就开放性试题而言,已有研究将1992年以来三十余年的演变分为四个阶段:突破知识立意、指向关键能力、调整优化考查方式、锚定素养而以核心价值为旨归。第17题不给结论、要求考生自行建构,正属于价值立意一路;放在这条线上看,开放性设问并非到第17题才突然出现,而是这一演变到素养时代的最新一环。
二、三则材料释读:提炼“正统”观念
释读之前,先交代分析的视角。陈德运、刘瀚声曾将高考历史试题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式归为四维:共同的国家疆域、互补的经济生活、共认的文化价值、共享的精神家园。本题三则材料并不平均落在四维之上,而是集中于“共认的文化价值”,确切地说,是集中于其中关乎统一的“正统”观念。本文即以此为线索,逐一释读三个政权如何在制度与象征层面处理自身与各民族的关系。
还需先界定“认同”这一关键词。本文所谓“认同”,指各政权对华夏政治—文化统一的态度与策略,就其实质而言,首先是一种政治合法性的建构,而不宜直接等同于现代民族学意义上的族群或国族认同。至于费孝通“多元一体”之说,本文亦只借为分析框架,详见下文。明乎此,方不致以今律古。
三则材料分属北魏、辽、西夏,所记一为封禅、一为职官、一为文字,民族也各不相同;但若细读,三者实指向同一问题: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如何通过政治理念、制度和文化实践表达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释读前,还有一点须就出处说明,它关乎下文对命题思路的判断:三则材料来源可分为两类。材料一注明改编自《魏书》卷五四,材料三注明改编自《宋史》卷四八五,皆出正史;唯材料二注明改编自万雄飞、司伟伟《辽代韩德让墓志考释》等,乃今人据一方出土墓志所作的考释专文。出处体例参差,正说明命题者先定主题,再分头向不同文献取材。明乎此,下文释读便不止于读懂三则材料各自的意思,更可借以窥见命题者落子的用心。
材料一:北魏孝文帝以“大一统”自律
迁都洛阳之初,大臣高闾援引《诗经》“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劝孝文帝举行封禅。封禅泰山是古代帝王宣告受命于天、天下大治的最高礼仪,历来只有一统天下、功业极盛的君主才行此典,是正统性的最高象征。高闾之意,是中原既已平定,可借此昭告天下。孝文帝却以南北尚未统一为由拒绝了。
孝文帝的拒绝值得注意。一位鲜卑皇帝,以儒家的“大一统”为标准衡量自己,认为只要南朝尚存、天下未一,本朝就不具备行此大礼的资格。他所求的不是一时的尊荣,而是名实相符的“正统”,即是统一南北。这说明北魏统治者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已不止于模仿制度,更在于把华夏的政治理念内化为自身的尺度。饶宗颐指出,中国史学史上关于“正统”问题的讨论历来十分热烈。
材料二:辽朝的“洛京留守”
材料二须借注释才能读通。注释说明,947年辽灭后晋,曾占领包括洛阳在内的中原地区,但不到一年便失去控制;而墓志记载,韩德让在辽圣宗(982—1031年在位)时期被授予“洛京(洛阳)留守”之职,此时距辽失洛阳已近四十年。
问题随之而来:一个早已不掌握洛阳的政权,为何仍保留“洛京留守”之职,并郑重授予汉人重臣韩德让?答案在于洛阳的象征意义。洛阳是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故都,在华夏政治传统中近乎中原正统的化身。这里需先厘清一处史实:辽设上京、东京、南京、中京、西京五京,其中并无“洛京”;圣宗朝既不实控洛阳,墓志所记“洛京留守”只能理解为遥领、虚授之衔。正是这种“授而不治”透露出其用意:辽以一座并不掌握却最具正统分量的中原故都为名号,宣示自身为中原正统的承续者,以强化合法性。控制权可以转瞬而失,正统符号的“产权”却不容轻易让渡。此为符号与制度层面的认同。还应说明,“洛京留守”并非仅见于韩德让墓志,已有研究结合多人的任职记录,讨论这一职衔与辽朝正统观念的联系。
不过,“宣示正统”之说宜分清两层,否则容易把命题者的发挥误作史料本身的论断。其一是史料层面:墓志的考释者只把“洛京留守”列为雍熙北伐(986年)战后众多封赏之一,与“加守司徒、河南尹,封楚国公”连书并录,平实记述,并未赋予象征意涵。其二是解读层面:把这个寻常加官转读为“辽以中原正统自居”的证据,靠的正是命题者所加的那条注——注释点明辽圣宗朝洛阳实在北宋疆内,辽并未控制此地,“授而不治”的反差遂被凸显,虚衔由此获得象征的分量。这条注因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背景交代,而是一种将史料导向特定结论的“解读装置”。
这一读法并非凭空生发,背后有近年北方政权“中国”观与正统论的研究为依托。洛阳本在后晋疆土之内,辽既自认上承晋统,则遥领一个洛阳头衔,便愈发顺理成章地落入其正统叙事。与此并存的,还有一种更克制的读法:辽对顶级南面官普遍加授中原式虚衔,主要是沿用中原官制中的加官惯例,以提高受封者的地位,未必字字都冲洛阳而来。但两说其实并不互斥——借中原之名以重其臣,本身正是辽“中国/正统”自塑的一环;命题者所加“辽并不控制洛阳”之注,不过是在二者之间有意把读者引向前一种。须强调的是,相关研究为这一职衔的象征意义提供了依据,但试题中的具体推论仍须结合材料与注释加以说明;读此材料,尤须把“史料所有”与“命题所加”分置两栏,这一分际,恰是从“读材料”进到“读命题”的关键一步。
另外,还有一处细节值得一提:“洛阳”这一符号在材料一、材料二中两次出现:北魏迁都于此,辽遥领于此。同一座城、同一个正统象征贯穿两则材料,无论命题者是否有意,这提示:无论是入主中原的鲜卑,还是偏处北方的契丹,都在争夺同一的正统话语。
材料三:西夏的文字创制与文化传播
三则材料中,西夏一则体现了文字创制与文化传播的联系。元昊创制西夏文,与建国前后改易服饰、姓氏等举措相联系,既服务于西夏的政权建设,也体现了党项的文化特点。
材料中有两处细节值得注意。其一,西夏文虽为新创,却“字形方整,和汉字的八分书相似,而笔画颇为繁复”,其造字仍以汉字为蓝本。其二,元昊用这套新字所译,恰是《孝经》《尔雅》一类儒家典籍,即以本民族的文字承载华夏文明的内容。西夏创制本民族文字,又以这种文字译介儒家典籍,体现了自身文化特点与中华文化传播之间的联系。
这里也须把握分寸。造字译经服务于西夏的政权建设,不能由此直接推断其对宋朝的政治归属。就材料所见而言,以西夏文译介儒家典籍,体现了民族交往中文化的吸收与传播。
将三则材料合观,那条原本看似散乱的线就清楚了。北魏的认同在理念,以儒家大一统为最高的政治追求;辽的认同在符号与制度,承袭中原都城的象征与职官;西夏的认同则见于文字与典籍,以本民族文字译介儒家经典。三者表现各异,却有共同指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以及对共同政治文化资源的吸收与运用。
各政权吸收、运用共同文化资源的方式各有特点,体现了民族交融中多样性与共同性的联系。借助这些具体史实,可以进一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由众多分散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终而凝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北魏、辽、西夏三段,正是这一“自在”实体在中古时期一次次接触、混杂、联结、融合留下的切片。
我们要注意的是,各政权的上述选择,发生在费孝通所谓“自在”层面,是历史进程的客观结果,而非对“多元一体”的有意建构;若把后世的自觉认同直接读为他们的动机,便成“以今律古”。借“多元一体”的分析框架,意在通过这些交融史实,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
三则看似零散的材料合在一起,实是一幅高度浓缩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写照。高考命题者未写“多元一体”四字,却可使考生从材料中自行得出这一认知,这是下文要讨论的,试题如何做到这一点。
三、考查机理:从“印证结论”到“生成结论”
第17题之所以能把“多元一体”藏于材料之中,由考生从材料中自行归纳得出,关键在于两问的安排。
第(1)问不给主题,要求考生从三则材料中归纳出它们的共同所指,考的是“读懂”,即信息的提取与抽象;第(2)问把提炼出的主题交还考生,要其调动史实加以论证,考的是“会用”与“能写”,即逻辑的建构与表达。由读懂到会用,再到能写,三者在一道题中构成一个完整的过程,所测的不是某个孤立的知识点,而是一段连贯的思维。也正因如此,它在一题之内综合考查了五项核心素养:跨北朝至两宋,需时空观念;辨读正史、墓志与那条关键注释,需史料实证;归纳主题、建构论证,需历史解释;“多元一体”的结论本身,既属唯物史观(民族交融推动文明发展),又承载家国情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素养不是贴在试题上的标签,而是寓于解题过程之中,不调动便答不上来。
这道题的要害还须再进一层来看。传统的论述题,多是题干先给出一个观点或结论,再要考生“结合所学加以说明”,本质上是为现成的结论寻找证据,是演绎与印证。第17题反其道而行之——不预设结论,只提供材料,要考生从证据中自行得出结论,是归纳与建构。这类已知条件、目标要求或解决路径并不完全明确、需考生自行发现并界定问题的设问,有论者借认知心理学的概念称为“结构不良问题”:其合理答案不唯一,可成立的主题不止一个,重在考查发现问题、提炼主题并据以论证的能力。若用更具操作性的说法,这一过程考查的正是“运用证据的能力”——从史料分类、追问来源到以材料为证据建立论述,正是历史思维的必要环节。有研究主张,历史思维须“能力化”,方能与素养目标对接,切实落实于教学与命题之中。这一取向也有依据。《课程方案》在考试评价部分要求“增强试题的情境性、综合性与开放性”,倡导“创设真实情境”“强化过程评价”“开展基于证据的评价”。
开放性试题,即以结论开放、要求自主建构为特征的题型,并非始自第17题。高考全国卷自2011年起的开放性论述题(如第41题)即属此类,已经历了由知识解构到能力建构再到价值引领的演变。第17题的意义在于把这一取向进一步深化,并与具体的价值意识紧密结合。倘若将“多元一体”四字,作为现成结论直接抛给学生,便有沦为标签或口号之虞,而非学生从材料中自行体悟所得。唯有让学生从材料中自行得出,才可能真正体会“多元”与“一体”之间的分寸,认识民族交融中多样性与共同性的联系。
试题考查生成结论,学生要走完环环相扣的几步,每一步都对应一种思维层次。先要将三则材料逐一拆解,读出“正统”指向。北魏以“大一统”自律,是理念上的认同;辽虚授“洛京留守”,借故都之名承续正统;西夏创制文字并译介儒家经典,体现了自身文化特点与共同文化认同的联系。三者表现各不相同,所指却隐隐归一。再就是归纳:从三者对共同政治文化资源的吸收与运用中提炼主题,同时比较各则材料的具体表现。还需辨明“多元”与“一体”的联系:各民族文化的不同特点与共同文化认同,在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相互联系。只有兼顾材料的共性与差异,才能形成较为完整的认识。主题的生成是第(1)问之所求;再以“即时推论”把史实回扣到这一主题,使证据与论点相生,则是第(2)问之所求。
就逻辑形式而言,这条链的前半是一个由个别到一般的不完全归纳,即:以三个样本推及一类现象;后半则是据证立论,为方才生成的主题逐一接上支撑的史实。归纳之力,在让结论从证据中自己长出;归纳之弊,则在以偏概全:倘若只注意到材料的共同点,忽略各政权吸收、运用共同文化资源的不同方式,论证链便缺失一环,所得结论也就不够完整。故这道题之难,不在记得多少,而在既会归纳、又守得住那层辩证。循此再看下一节的失分,几乎都可还原为这条链上某一环的脱扣。
四、答题失分所见的思维短板
要读懂一道题,还要看学生在何处答不出。受条件所限,以下就“中华文化认同”主题对失分的归纳主要依据教学经验与部分样卷,尚缺大样本阅卷数据,故表述从宽。就所见而言,失分大致集中在四处,分述如下。
其一,主题写成现象,如答“孝文帝拒绝封禅”“西夏创制文字”,止于复述材料,症结在于缺乏抽象思维,迈不出由具体史实到一般概括的一步。其二,主题覆盖不足,如抓住“中原正统”一线却遗漏西夏,只统摄两则,症结在不会综合,见局部的相似而未见三则共同的所指。其三,论述照抄材料,原文照搬再缀一句结论,史实与论点之间并无推导,症结在不善于论证,缺“即时推论”,证据与结论不相扣。其四,概括失之片面,只注意到三则材料的共同指向,未能说明各政权吸收、运用共同文化资源的不同方式,对“多元一体”的理解不够完整。这四类失分,大体落在前述思维链的不同环节:其一止于现象而升不上去,是归纳未成;其二只及两则而未综三则,是比较未尽;其三证据与论点之间缺即时推论,是论证脱扣;其四只取“一体”而弃“多元”,是辩证失守。
其中第一类论证不足,值得细说。这类答案的问题,在于未能兼顾材料的共性与差异。北魏对“大一统”政治理念的重视、辽对中原职官与政治象征的运用、西夏以本民族文字译介儒家典籍,共同体现文化认同,又各有具体表现。论述只有同时说明这两个方面,才能使主题概括与材料分析相互支撑。正因如此,这道题能够考查学生能否从具体史实出发,形成对民族交融与“多元一体”的较为完整的认识,并据此展开论证。
分数之所以能拉开考生的层次,不在知识的多寡,而在思维素养的高下。“由证据生成结论”考查的是“生成”;能否拉开差距,在于会不会生成,而非记不记得。
五、教学应对:结论讲透,例题用足
高考的指向即是高中教学的努力方向。高中教学如何达到高考考查的水平,是教学研究长期关注的课题;而研究这一课题,本身也是提升教学水平的有效途径。基于对高考湖南卷第17题的分析,教学应对首先应该讲透结论;而解释教科书中的结论则应厘清概念。概念一经厘清,结论问题便迎刃而解。
民族关系是历史教学的重点内容。教学应沿着交往交流交融的线索理解相关史实。就教材而言,本题三则材料并不偏门:材料一对应《中外历史纲要(上)》第5课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材料二、三对应第10课辽的南北面官、西夏“制度基本模仿北宋”,以及第12课所记西夏文“模仿汉字字形”、译有“从汉文翻译过来的经史著作”,复习时顺着教材的民族交融主线,即可把它们串联起来。这里顺便纠正一种常见的误区:以为史料越新奇、越冷僻越好,反令学生无所适从。培养历史思维应回到统编教材,用足其中的单元导语、史料阅读、历史纵横、学思之窗等栏目,使训练落在通行的文本上。深化这一认识,关键在结合具体史实,讲清民族交融与文化认同的联系。
民族交融体现为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中相互影响、彼此吸收、共同发展。教学应结合制度、文字和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史实,说明这些联系如何发生,引导学生认识中华文化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丰富的历史过程。
民族交融在日常生活与制度发展中都有具体表现。胡服、胡床、胡饼、胡乐融入日常,骑射之风浸染军中;北朝的一些制度为隋唐所承继。陈寅恪曾指出:隋唐制度渊源凡三,其一即出自北魏、北齐。《中外历史纲要(上)》也明言,孝文帝改革“为以后北方统一南方以及隋唐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这些史实有助于学生理解民族交融的具体过程。就本题所见的文化认同而言,西夏创制自己的文字,并用来译介儒家典籍;辽承袭中原职官与政治象征,同时实行南北面官制度。这些事例说明,共同文化资源的传播与运用,可以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
结合具体史实,学生才能理解民族交融与“多元一体”的联系。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论及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民族交融,指出各民族“通婚杂居,互相影响”。具体做法,是以“史料群教学”代替“单一材料加现成结论”:与其给一段孝文帝改革的材料再附一句结论,不如把北魏、辽、西夏的不同片段成组并置,引导学生比较文化认同的共同指向与不同表现,再联系教材中通婚杂居、生活习俗相互影响等内容,认识民族交融的具体过程。课堂的形态近于考场,这种能力才长得出来。
至于提炼主题的训练,建议用好高考典型例题,当然不止湖南考卷第17题。因为民间所编模仿高考的习题,很难达到“类似”水平,所以,将近些年高考试题归类、用足、讲透,大概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也为许多教师所采用。
“综合材料,可以研究哪些主题”,此类开放归纳题已是常见题型,学生审题后却最无章法,不知从何入手。可把判断的标准与操作的步骤固定下来,纳入每一轮复习。判断主题有三条标准,缺一不可:一是覆盖,主题须能统摄全部材料,只能解释一两则的,不合格;二是层级,抽象要适度,太具体,则沦为对个别材料的复述,止于“现象”,太宽泛(如“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则失去针对性;三是准确,须切中材料共同指向的核心。拆解操作分三步,以第17题为例。一曰拆,逐则提取每则材料的核心信息;二曰联,找出各则材料的共同所指;三曰升,概括为主题句,句式多作“某时期+某主体+某现象(趋势)”,如“北朝至两宋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再以正反数例划清边界:“孝文帝拒绝封禅”不合格,因其止于复述材料、是现象而非主题;“中原都城的象征意义”不合格,因其只覆盖材料一、二而丢了西夏;“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不合格,因其过于宽泛,失去针对性;唯“北朝至两宋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为合格,因其综合三则、层级得当、切中核心。
学生作答论述题,最普遍的毛病是史实与观点“两张皮”:抄一段材料,再加一句结论,中间没有推导,没有逻辑。不妨给出一个最简支架,四步而已,而最关键的是其中一环——即时推论:先以观点句亮出主题,次分述史实以摆出证据,再以即时推论说明这条史实何以支撑论点(如此循环,每条史实之后即补一论),终以收束点出意义。其中关键是每陈述一条史实,即推出它所支撑的论点,使证据与论点相扣。用第17题中辽的材料作对照,差别即见。
两种写法的差别,列表对照如下。
表4
两相并读,学生即可明了:所谓史论结合,结合点不在材料之中,而在那句常被漏掉的即时推论之上。扣住“由材料生成结论”,可分六步:一为情境,如第17题第(1)问只问“可研究什么”;二为探究,提取各则材料的核心信息;三为归纳,把主题提炼出来;四为辨析,比较三则材料中文化认同的共同指向与不同表现,说明它们与民族交融的联系;五为建构,用四步支架各写一段论述,互评时专看“即时推论”;六为收束,归于“多元一体”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回应开篇之问。如此,这道题所训练的,便不只是一种解题能力,更是一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切实认知。
六、结语
第17题之变,可从两个层面看。命题之变,是由“印证结论”到“生成结论”:不再给出现成判断让考生印证,而是给出一组材料,让考生自行得出判断;在此过程中,学生经由民族交融的具体史实理解“多元一体”,既辨识各民族文化的不同特点,也认识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形成与发展。育人之变,是由“记忆知识”到“价值认同”:不再满足于让学生背出“中华民族共同体”一词,而是让其在归纳与论证中真切体认这一共同体的历史生成。
高考命题的每一次调整,归根到底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培养什么样的人。第17题的回答是含蓄的——它不喊口号,只把三个政权、三条路径、一种认同置于考生面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指出,中华各民族正是在数千年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第17题所做的,是把这一论断还原为三则材料,交还考生,让其亲手发现。
这道题的启示,可一言以蔽之:让史料自己说话。当教学不再急于把结论交给学生,而是教其从证据中生成结论,学生获得的便不止是应对考试的能力,更是一种据史而断的理性。此论谨就第17题立说,是否确当,尚祈方家指正。
本文转载于《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26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