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聪：拜占庭早期对古典史学写作的传承与创新

关于拜占庭早期史学家尤其是塞奥非拉克特的史学思想，英国学者怀特比（Whitby）、德国学者豪辛格（Haussig）和美国学者特里高德（Treadgold）皆有专门研究，或重点阐述塞奥非拉克特的语言风格、思想情感与价值追求，或分析希拉克略时代颂词文学对塞氏创作的影响，国内学者诸如陈志强和李隆国都关注到古代晚期学派的学术思想，然而对古代晚期思想影响下的这一时期拜占庭作家的“历史书写”特征与史学家的思想关注不够，仅有白春晓关注修昔底德所开创的史学编撰范式在罗马和拜占庭时代的传播与接受史，本人此前也有一篇拙文对古代晚期视域下的历史书写特征有所探讨，本文拟对新古典史家作品中的插话、演说辞和修辞等方面所呈现的古典史学的传承与创新的特征作一探究，以期求教于学界。

叙事时间上的连贯性对于历史作品非常重要，但是古典史家们却很少关注叙事中年代的准确性，他们更为重视作品的文学修饰，经常在历史叙事过程中插入演说辞和“插话”。塞奥非拉克特认为：“（这些内容）就像项链上的宝石点缀其间，熠熠生辉，令人赏心悦目。”

在历史作品中插入历史和地理方面的背景性描述具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作家赫拉尼库斯和希罗多德。史家们利用“插话”为主体叙事部分提供历史或地理背景，尽情展示自己作为一名写作者的旨趣和才华。在书中作者不断打断自己的叙述，不断地在一件事尚未讲完时插进一段相关的背景介绍。插话的内容短则一两节，长则多达整整一卷，更有甚者，还有“插话中的插话”。这种不时脱离主题的叙述方式，在过去通常被视为主题不明确、主线不清楚、写作技巧不完善的结果。然而，这恰是希罗多德叙事方式的独特之处。这种叙事方式表明史家所引用的主要是口述材料，其著述的流传也保留了便于口述的形式。讲述者和听众，有着一种当下的、直接的、即时的交流。“插话”是一种随着语言本身的流动而流动的讲述方式，是一种随时准备分流、回溯，然后再重新汇合的言说方式。

这一传统在早期拜占庭时期的新古典史学作家那里得以传承，如普罗柯比在叙述波斯战争、汪达尔战争和哥特战争之前引入一段“插话”，虽然在某些细节上不甚准确，但是它却为主体叙事提供了相关历史背景；阿戛塞阿斯（Agathias）运用“插话”致力于提供法兰克人和波斯人的历史背景，并为自然灾难的发生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塞奥非拉克特擅长使用“插话”，《历史》中有三处较为典型的插话段落，分别是有关波斯人、阿瓦尔人和尼罗河洪水的三段插话。其中波斯人和阿瓦尔人的两篇“插话”具有阐明历史背景的性质，分别与莫里斯时期的波斯战争和巴尔干战争相关。在波斯人插话中，作者主要探讨战争的原因及追溯572—582年的战争进程。塞奥非拉克特在阐述波斯战争原因时，强调查士丁二世（Justinian Ⅱ）的个人责任，还增加了查士丁二世对提比略（Tiberius）治国理政的建议和查士丁尼将军激发军队士气的演讲，塞奥非拉克特将这部分“插话”片段置于波斯战事之前意在强调：波斯嗣君科斯罗伊斯二世的逃亡以及在拜占庭帝国的帮助下成功恢复王位，此后两国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这表明莫里斯一世外交的胜利，德行高尚、行事稳健的统治者终将为国家带来成功。塞奥非拉克特在《历史》中多次描绘理想的君主特征，如理性、智慧、谦虚、谨慎、公正、仁慈、节制、才能等，也通过对比波斯君主霍尔米兹德和拜占庭皇帝提比略的性格特征来进一步论证君主个人品质的重要性。塞奥非拉克特这一做法继承了罗马史学中的君主德行观，并融合了教会史家的基督教君主观，后者认为基督教君主在历史上扮演了中心角色。

阿瓦尔人插话片段是将阿瓦尔人相关的背景插入到595年巴尔干战事的叙事中，它成为学界重点关注与研究的对象。作者在记述普利斯哥（Priscus）领导595年战事的过程中突然笔锋一转，开始插入阿瓦尔人来源、中亚突厥人状况以及“桃花石”（Taugast）的内容。这些信息主要来源于突厥使节向莫里斯（Maurice）皇帝所递交的国书，塞奥非拉克特对此前普里斯哥所领导的战事已经记到595年夏天，若根据国书的内容，突厥使节出使拜占庭帝国发生在莫里斯统治初期。《历史》记载：“突厥可汗向莫里斯皇帝派遣使者，递交国书，向罗马皇帝说明近来突厥国内平定图鲁姆叛乱的情况。”依照《隋书》所记，突厥人镇压国内叛乱，即沙钵略可汗镇压阿波、贪汗、地勤察叛乱实际发生的时间为583年。这同时表明突厥可汗向拜占庭皇帝派遣使节至少是在582年之后，即莫里斯统治初期。塞奥非拉克特在《历史》的第一卷谈及阿瓦尔人时，只是简略地将阿瓦尔人描述为多瑙河流域的一支游牧民族，之所以在记述595年巴尔干战事的过程中插入详细的阿瓦尔人背景介绍，因为他认为正是在595年一位突厥使节抵达君士坦丁堡，为莫里斯皇帝带去突厥汗王的亲笔信，信中讲述了突厥汗王在中亚土地上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其中包括对阿瓦尔人的征服，作者认为在此处插入阿瓦尔人的背景介绍是较为合理的。

塞奥非拉克特在“插话”中记载了大量外交事务的信息，与同时期史家曼南德尔（Menander）的作品相互比照与印证。例如曼南德尔记载了568年查士丁二世接见突厥使节的细节：“突厥汗王委派使节向查士丁二世递交一封信，查士丁二世读完信件后便向突厥使节玛尼阿克询问了几个问题。”塞奥非拉克特对此也加以记述，侧重点则是有关地理和民族等内容。曼南德尔作品中记述了大量外交事务的细节，由此可以推断他极有可能获得了某些官方档案材料。《历史》中“插话”内容来源于何处至今仍然是个谜，其中一种可能性是《历史》直到公元7世纪20年代才得以完成，这一时期由于伊拉克略皇帝奉行与哈扎尔人结盟的政策，帝国官方对于中亚游牧民族的兴趣渐浓，编制了与之相关的档案材料，塞奥非拉克特在写作过程中极有可能利用了这些材料。

尼罗河洪水的插话段落在《历史》第七卷第17节关于尼罗河洪水的记载。在这一段描述中,作者侧重吸收以前作家的描述，而非自己对原始材料的研究或实地考察。他之所以引入对尼罗河的讨论，或许是因为他出生于埃及的缘故。塞奥非拉克特收集了以前作家对此主题的相关论述，除了简要的结尾部分，其他部分都是作者对迪奥多罗斯·西库鲁斯（Diodorus Siculus）文字的借鉴，他将迪奥多罗斯的论述稍作修改，重新措辞，在写作风格和语言运用上都极为推崇古典作家的写法，只是他对迪奥多罗斯批评古典作家的言辞不以为然。后者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受教育人士贬低古典文化的一种倾向，他们认为古典文化仅是一堆唤起民族情感记忆的符号、有选择性的名人语录和深奥语言的混合物。然而塞奥非拉克特却极为推崇古典作家的风格和语言，认为这是拜占庭人的“精神家园”，在“尼罗河插话”中保留了大量的古典语言。对古典语言的推崇和运用，不仅体现了他对古典文化的深厚情感，也反映了拜占庭早期史学在语言层面上的传承与创新。通过借鉴古典作家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技巧，塞奥非拉克特使得自己的作品在语言上更加精炼、优美，同时也为后世拜占庭史学的发展奠定了语言基础。

然而，《历史》中关于尼罗河洪水的“插话”片段并不表明塞奥非拉克特具有强烈的探究精神，这似乎与古典史家致力追求的“求真”“致用”目标有所背离，却与当时社会的基督教价值观念在史学作品的渗入有关。这可视为受当时整个社会浓厚的基督教氛围的强烈影响，也是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演进。当记述自然现象时，塞奥非拉克特声称以前的作家已做过解释，自己不需要再做详细阐述，如在记载彗星时，他提到“关于这种天文现象似乎从一开始就存在，古代先哲们也试图探究其中的奥秘，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将他们的研究镌刻在赫利孔山的石墙上。然而星象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彗星的出现预示着不详的未来。但是在这里我将不对它详细阐述”。他拒绝做出研究或探索，以避免给出与前人不一致的结论。“对地震的成因我将不作探讨，因为亚里士多德对此已有深入研究；如果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就让他受到人们的推崇吧，反之，则留待后人对之继续研究吧！”在这一点上他与阿嘎塞阿斯形成鲜明的对照，阿嘎塞阿斯总是乐意在其作品中对自然现象的成因提出见解。

塞奥非拉克特对奇闻异事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经常以较长篇幅加以论述。例如，提比略二世在弥留之际“见到天使的荣光，天使向他指明暴政即将到来”；巫师保林努斯（Paulinus）受到圣徒格里西亚（Glyceria）的惩罚；科斯罗伊斯二世（Khosrow Ⅱ）通过观察星象对战争结局所做出的预言，以及他梦见圣母玛利亚对将来所发生之事的预示；一位富于灵感的隐士预言了莫里斯将要死亡的信息；尼罗河出现的大水怪预示着帝国未来的不确定性；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位书法工匠将夜晚遇见沿街的雕塑滚落在地，雕像向其预言莫里斯政权垮台的信息，这名工匠随后将这一离奇事件上报埃及总督，结果发现这一预言得到应验。塞奥非拉克特认为奇闻异事作为早期拜占庭时期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被记录在历史作品中，“对启发读者……大有裨益”，这反映当时社会浓厚的宗教倾向和神秘氛围。普罗柯比在其作品中也经常记载奇闻异事，它们被用来解释或强调某些特殊的历史事件，然而在《历史》中作者却经常借鉴其他历史作品中的故事题材，并将其改编成具有基督教精神的故事。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比普罗柯比和阿戛塞阿斯的作品具有更强烈的宗教意味。

如何融合古典史学写作风格与基督教理念，成为公元5—6世纪史学家重点思考的问题之一。当史家在探讨某一问题时，若材料丰富，有据可查，他们往往会采用古典作家常用的史料批判方法来深入论证其中的细节；如果关于某一问题，尤其是自然现象的成因，当时的条件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作者往往会用基督教的理念来进行解释和阐述。这种解释并非基于实证研究或科学推理，而是依托于基督教的神学框架和信仰体系。例如，在面对尼罗河洪水这样的自然现象时，塞奥非拉克特没有探究其背后的水文、气象原因，而是可能将其视为上帝意志的体现或是某种神圣的预兆。这种解释方式，虽然与古典史学的“求真”“致用”原则有所偏离，但却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背景下，史学家如何将古典传统与新兴宗教理念相结合，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的史学作品。

塞奥非拉克特在《历史》中的“插话”运用，不仅是对古典史学传统的继承，更是一种创新性的融合。他通过插入与主体叙事相关的背景信息、地理描述、民族概况以及外交事务等内容，不仅丰富了历史作品的内涵，也使得作品在叙事结构上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和开放性。这种叙事方式，既保留了古典史学的文学性和修饰性，又融入了基督教神学的思考和解释，形成了拜占庭早期史学特有的风格和范式。

古典史家通常将历史学视为修辞学的一个分支，他们以一种得体的、富有艺术想象力的形式来创作。4世纪史家阿米安·马赛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针对历史作品的写作提出建议，“历史写作者应该以一种好的风格形式来精心修饰自己的文字内容”，有史家甚至认为简洁明快的写作风格很难使读者获得一种高贵、愉悦的享受，例如，奥林皮多罗斯认为自己没有多少修饰成分的作品根本就不能归入历史作品之列。普罗柯比的文字是经过精心装饰的，不同于色诺芬或阿里安的回忆录中的简单平实风格，他致力于提升所描述的军事事件的壮丽色彩；阿嘎塞阿斯作品的修辞性更加突出，他认为在创作历史作品之前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其中之一就是阅读古典作品，并尽力模仿优秀古典作品的写作风格；曼南德尔在其作品的序言中遗憾于自己的作品没有经过精心的修饰，而只是直白的陈述。

塞奥非拉克特对其作品的“艺术包装”同样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历史》中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性表达，其中演说辞是古典历史学家用来点缀和修饰主体叙事内容的一种修辞手法。塞奥非拉克特《历史》中包括15篇演说辞，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主题：军事事务、行政事务和对外关系等。演说辞是依据主体叙事情节的需要而产生的，比如一系列的外交谈判可能催生出一次外交演讲，一次战斗可能催生出一次军事动员演讲，它们并不是提前就被作者确定下来，因为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谈判或战斗都会催生出演讲，但是塞奥非拉克特却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在涉及谈判和战斗的地方都添加上演讲的内容。例如,在《历史》的第一卷中涉及政治领导人的讲话、拜占庭帝国与阿瓦尔人、波斯人的外交谈判等内容都会有演说辞的内容；作者在第二卷记述拜占庭军队在索拉丛的胜利时不失时机地加入一段将军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作者在第三卷记述查士丁尼将军在亚美尼亚战胜科斯罗伊斯之后一场军事辩论演说也由此展开；作者在第四卷和第五卷记述波斯内战和科斯罗伊斯二世复位的过程中包含5篇演讲和6封信；作者在第六卷和第七卷记述莫里斯后半期的巴尔干战争中包含有拜占庭帝国和阿瓦尔人谈判的演讲以及在拜占庭军队中鼓舞士气的演讲。

《历史》中记载塞奥非拉克特在纪念莫里斯的活动中所发表的一份热情洋溢的颂词演说，演说颂词的确切时间无从考证，可以确定的是伊拉克略皇帝为纪念莫里斯而举行过盛大的活动，在伊拉克略统治之初，此举有利于伊拉克略作为莫里斯的复仇者而使新政权具有合法性，这样一场纪念活动为那些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在新皇帝面前提供了展示才华的绝佳机会。此时的塞奥非拉克特年方20～25岁，他所接受的修辞学训练和法律教育使演讲精彩纷呈，扣人心弦。在演讲伊始，他就用一段精彩的开场白吸引了听众：

让整个剧场和所有的人们为死难的王室成员哀悼吧，让类似的惨剧不再发生，让人们伴着哀歌纵然起舞，尊崇我们心中伟大的莫里斯皇帝。我的演讲不需要观众的掌声，只希望获得缪斯女神的称赞和戴着白色斗篷的雅典人认可；美德就像寡妇一样，她正在寻找自己的驾车人，因为一些邪恶的势力杀害了她的男人。观众们，你们或许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邪恶。因此《伊利亚特》的悲哀是我演讲的主题，坟墓作为这出戏剧的重要背景……

总体上看，这类演说辞并不是肤浅的修饰性内容，它既对历史叙事发挥着阐释作用，也生动展现了演讲者作为个体或国家代表所具有的特征，同时演说辞也反映民族性格、国家实力等深层次内涵。演说辞蕴含着丰富翔实的信息，它往往强调作者所希望引起读者共鸣的某一类主题。《历史》的开篇演说辞中强调领导人所应具有的德性，即“理性、善良，谋求公共利益和正义的品质”，在查士丁二世对提比略的演说和审判霍尔米兹德的演讲中又再次表明了这一主题。这体现了罗马古典史学中道德史观和君主德行论在拜占庭时期的继承与发展，尤其是李维在《建城以来史》用来解释历史的模式即为罗马人的美德，他从道德的视角建构了罗马早期的历史，有学者认为：“李维接受了一个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和修昔底德的传统，即用相关的人们的特性来解释历史事件。”

塞奥非拉克特的写作风格引发学者广泛讨论。9世纪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著名学者弗条斯（Photius）在《群书辑要》中评论道：“塞奥非拉克特的表达确有一些优美之处，但是他过分使用带有隐喻性的词语和寓言故事影响了读者对其思想的理解，而且他还经常在作品中不恰当地引入一些说教式的语言，这反映塞奥非拉克特爱发号施令和过于自负。”J.B.布瑞（J.B.Bury）针对塞奥非拉克特作品中的“对话”、葬礼演说以及被精心设计的过渡段落提出批评，他认为“很难相信一个神智正常的人会使用这种风格的语言，文中充斥着大量相似的描写”；卡梅隆（Cameron）和戈伯特（Goubert）评论《历史》中运用过多夸张的言辞，多处描写晦涩难懂；或许最过严厉的评价来自凡·哈维登（H.van Herwerden），他认为“任何一位修辞学者的技能都超过塞奥非拉克特，其写作风格过于夸张，作品中经常出现荒谬或晦涩的表达，以致读者难以理解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当然也有一部分学者对其写作风格大加赞誉，其中尤以德国学者科隆巴赫尔（Krumbacher）为代表，他认为“塞氏的文风融合了普罗柯比的质朴自然和阿嘎塞阿斯的散文诗式的抒情，是拜占庭文学迅速起伏发展的顶峰，普罗柯比和阿加塞阿斯与之相比都显得相当稚嫩”。

整部《历史》不全然都是同一种语言风格。从《历史》第二卷结尾部分开始，写作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前两卷书的文学修辞色彩更浓，塞奥非拉克特极力模仿古典希腊语的风格，比如对小品词的使用；此后几卷书的修辞色彩不浓，使人更加容易理解，从第三卷开始，塞奥非拉克特用复杂希腊语写作和模仿古典作品语言风格的意愿逐渐在减弱，他在此后大量的军事叙事中采用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在《历史》中，文体风格与叙事内容是相互关联的，其中有关军事叙事的语言风格是平铺直叙的，句子结构也较为简单，而塞奥非拉克特通常会在演说辞中，在源于编年史资料的叙事内容中，在某些过渡段落以示叙述主题即将转换的时候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例如，《历史》中引用编年史资料的第一卷第11节和第12节，第七卷的第6节；过渡段落的第一卷第9节与第11节、第三章第8节和第五章第15节。

那些批评塞奥非拉克特文体风格的评论家们正是从以下材料中发现例证的，如“笔装载着墨水航行在书本的海洋中……停泊在他的目标的港湾，并且满载着货物开始新的精彩的航程”，或者“我们应该反对不公正地对待他的口误，同时也要反对说一些带刺的话”。然而在《历史》的军事叙事中，修辞手法却不常见，偶尔发现一处隐喻也被弗条斯认为这是“优美的”表述，这类比喻的用法被德国学者韦恩认为比较“合理”。韦恩（Veh）通过比较塞奥非拉克特《历史》和埃庇发尼亚的约翰作品中的军事叙事发现前者的文体风格还是优于后者的，他认为塞奥非拉克特的叙事风格是清晰流畅的，丝毫没有让人费解之处，他完全有能力描述重大事件并且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诸如对科斯罗伊斯二世的复位和莫里斯政权的被推翻等重大事件的记述。另一方面，作者通过限制连词和介词的使用以及保持单一的句子结构等手段，使大量的军事叙事保持一种平铺直叙的风格。

塞奥非拉克特年轻的时候接受过严格的修辞学训练，但是他的写作风格却也同样受到神学作品的影响。这种神学影响在作品中随处可见，使塞奥非拉克特的写作风格有别于6世纪其他的史学家，曼南德尔的作品具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风格，在这方面他比塞奥非拉克特运用的时间更早，但是由于他在作品中模糊了世俗性和神学性的界限而没有受到评论家的指责；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创作的《教会史》虽然理应要展现一些基督教史学的特点，但是它却更具有古典作品的风格。然而，最接近塞奥非拉克特《历史》风格却是布道词和圣徒传记，如在626年阿瓦尔人围攻的危难时刻塞奥多利·西塞鲁斯所作的演说辞、尤提奇乌斯主教的《生命》以及塞琉西亚的瓦西里的布道词，瓦西里的布道词中大量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被人指责为“这种修辞手法容易导致单调乏味”。

由于塞奥非拉克特所从事的职业原因，经常要接触或写作法律文书和官方文件，这对于其作品文体风格也有较大影响。晚期罗马帝国的法律文本，无论是用希腊语还是用拉丁语写作，都呈现出修辞色彩浓、擅用比喻的特征，但从伊拉克略统治以来的官方文件却呈现出一种平铺直叙与修辞手法相结合起来使用的风格，这类官方文件大多被收录在《复活节编年史》中。塞奥非拉克特是作为一名律师和官员的身份来创作历史作品的，并且他还具有相当深厚的神学功底，但是他意识到历史作品的风格不应该完全等同于神学作品，它应具有“完全不同的、宏伟的风格”。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为自己作品应该用哪种文体风格煞费苦心，如他在《历史》的某些方面表现得极其严谨，以至于他的句法在所有的拜占庭作家中是最抑扬顿挫的，这反映他严格遵守修辞学的基本准则。然而，他认为优秀的历史作品应是融合了古典作品和神学作品的风格，因此他也借鉴了神学作品的写法。塞奥非拉克特在创作过程中进行这种风格上的融合，目的在于使其作品在受教育的群体和普通大众中间都能受到欢迎。

《历史》的序言是哲学和历史的拟人化对话，让哲学和历史各自阐述观点，以突出历史写作的独特风格。塞奥非拉克特坦言自从福卡斯（Phocas）即位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历史作品了，而在伊拉克略上台之后哲学又得到复兴，这主要表现在伊拉克略一世大力资助亚历山大里亚哲学家斯蒂芬（Stephen）进行创作活动，历史创作却通过一位不知名的高级神职人员对塞奥非拉克特的资助才刚刚得以恢复，“对话”表明塞奥非拉克特试图与斯蒂芬展开一场讨论。“非个人性”和“间接性”是这场讨论的重要特征，它反映作者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思想观念，他的工作是恢复历史写作的传统，其个人的作用是历史写作复兴的叙述者。

在序言“对话”中，出现大量借鉴希腊神话、《奥德赛》和柏拉图作品中的典故，给人留下了“饱学之士”的印象，他将福卡斯描述为“独眼巨人和半人半马怪的杂交后裔”，其性情残暴，统治专横；他将推翻福卡斯暴政的伊拉克略比喻成赫拉克勒斯；将塞尔吉乌斯大教长对自己的资助和提携形容为“从死亡的坟墓中被提出来，就像阿尔刻提斯被赫拉克勒斯从冥府中救出一样”。这种运用典故的风格符合7世纪20年代历史写作的范式，在同时期的庇西底亚的乔治作品中也有类似的写作方法，他在记述628年伊拉克略率军战胜宿敌波斯的时候，将伊拉克略描述为“像赫拉克勒斯那样，是一个真正的拯救者”，他的好行为将“众多的阿尔刻提斯们从地狱中拯救出来，重见光明”。乔治将福卡斯描述为“飓风、肆意纵乐者、陆生大海怪和蛇发女怪戈耳工（Gorgon）的化身”，将福卡斯的走卒描述为“人面马身怪兽”。在《历史》的第八卷，塞奥非拉克特在记述628年拜占庭军队的胜利也用到了典故，他将福卡斯描述为“人面马身怪和陆生大海怪”，显然塞奥非拉克特借鉴了乔治作品的描述。据此推测，塞奥非拉克特《历史》中词语的选择和典故的运用很有可能受到乔治的影响。

“对话”的文体风格与晚期罗马帝国时期哲学家波伊提乌的著作《哲学的慰藉》有某种程度的相似，全文都是以拟人化的对话体形式将历史和哲学的对话渐次展开。“对话”的内容与《历史》中其他部分的内容没有什么联系，学者韦恩认为塞奥非拉克特原本没有把“对话”放入《历史》中，二者是彼此分开的，只不过由中世纪的一位抄写员基于编撰方便的考虑才将“对话”放置在《历史》中。然而这种说法是值得推敲的，因为在“对话”的结尾包含了一段特殊的说明，“哲学”提醒“历史”应该开始其故事了，“开始吧，我的孩子，开始你故事的开场白吧”。于是“历史”听从“哲学”的建议，开始“弹拨里拉琴的第一根弦”。这段话表明“对话”与《历史》的其他部分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

学者奥拉杰斯认为塞奥非拉克特运用“对话”文体作为序言有悖于历史写作的传统，然而塞奥非拉克特从来不遵照传统的文体风格来写作。在《生命预定的时限》这部小作品中，塞奥非拉克特运用神学理论阐明自己对人类行为的建议，“人并不能完全理解……也无法清晰理解全部事物，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在《历史》中，他引用基督教的材料和观点比以往的历史学家都要多。根据现存5至6世纪的新古典史学家的历史作品或残篇，史家们并没有照搬古典写作传统，而是尽量呈现方法和风格的多样化。古典历史作品的序言部分通常会介绍作者的基本信息，但是新古典史学派的史家对序言的处理方法多样，似乎每位史家都乐于表现自己与以前史家的差异性。例如，尤纳比欧斯（Eunapius）在其作品的序言中花费大量笔墨阐释他为什么看不上编年史，为什么他要批评前代历史学家德克西普斯（Dexippus）的文体风格；普罗柯比在《战记》的序言中阐释比较荷马时代弓箭手和当代弓箭手的不同；阿戛塞阿斯在序言中阐述了诗歌和历史的相似性，并总结了普罗柯比作品中序言的主题；曼南德尔在序言中阐释了他对参与法律事务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以及莫里斯皇帝对作家资助的意义；埃庇发尼亚的约翰在其作品的序言中夸耀自己渊博的知识，使他足以承担对其一生重大事件的撰述。虽然这些作品的序言都是以修昔底德和迪奥多罗斯的古典作品为范本，但是序言中主题不同却反映作者的兴趣差异，因此对于历史作品序言的撰写没有固定的标准可言，塞奥非拉克特使用新的撰写方式也不足为奇。

将“对话”置于正文之前，体现了塞奥非拉克特在写作过程中所秉持的“非个人化”和“间接性”原则。阿嘎塞阿斯认为史家通常在序言中介绍作者生平，但是塞奥非拉克特对自己的身份只在目录的开端有所提及，即“塞奥非拉克特（城市长官及主簿官）的《历史》第一卷”，他在序言中没有提到任何自己写作的资历、与其他史家的关系以及所记录的事件具有何等程度的重要性等内容，这一点与普罗柯比和埃庇发尼亚的约翰的做法正好相反。塞奥非拉克特的目的是把“历史”看做超越人类的一种化身，“历史”作为独立的存在向听众叙述其故事，而历史学家在“历史”面前只是一个被动的传声筒的角色。这种历史观与写作手法类似于教会史家，教会史家在记述历史进程中不加入任何作者个人的判断或高超的写作技巧，他们相信上帝在人类历史中拥有绝对的主权。大多数教会史家也都只将作者名字等信息在标题中简要提及，作者的生平和资历等内容则一概省略。

在序言中，塞奥非拉克特一再强调希腊史家奥多罗斯·西库鲁斯的观点，即历史作品不仅要包括与人类切身利益相关的世俗事务，也要包括宗教内容，以便启发读者的灵魂，为人类的活动提供神圣的指引。总的来说，塞奥非拉克特在写作过程中对宗教事务表现出极大兴趣，但这种兴趣并没有延伸到神学上的思考和探究，只停留在叙事层面。此外，塞奥非拉克特在处理作品目录的方法也与教会史家相似。世俗的历史学家希望在目录中为正文内容提供梗概或线索，如普罗柯比在《战记》的目录中表明写作目的是要记录查士丁尼在东方和西方抗击“蛮族”的战争，埃庇发尼亚的约翰所记历史是围绕波斯国王科斯罗伊斯二世逃亡和恢复王位这一线索逐一展开的。显然塞奥非拉克特没有遵照其他新古典史家的做法，在目录中仅仅标明“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等等，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信息。然而，依照教会史写作传统，尤西比乌斯在《教会史》的序言中给每一卷书配有目录和索引，为后代作家的写作提供范例，6世纪的教会史家埃瓦格里乌斯和以弗所的约翰已经为他们的作品著有目录并配有索引，因此，塞奥非拉克特极有可能遵照教会史家的写作手法。

在早期拜占庭时期，“新古典史学”派对古典历史写作的传承，不是简单的模仿，同时也受到神意历史观和教会史写作方法的影响，出现了融合与创新的趋势。塞奥非拉克特一方面继承了古典史学的写作传统，极力模仿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西西里人迪奥多罗斯和阿里安等古典史家的写作风格，其作品致力于描述军事、外交和政治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时在“插话”、演说辞和修辞术等方面也极力借鉴。另一方面，在诸如语言、结构、文体风格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又受到教会史或圣徒传记的影响，呈现出某种神学色彩。弗条斯和后来的评论家们所批评的塞奥非拉克特作品的风格正是作者所引以为豪的，即充满隐喻、说教式和华丽修辞的语言风格。塞奥非拉克特关于历史作品写作风格的观念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学家，反映了当时的知识精英在创作过程中的一种观念转向，即由6世纪中期出现的短暂的古典主义复兴向7世纪更为深刻的基督教创作风格转化。

公元6世纪的拜占庭社会，相当一部分受教育的民众仍然对古典作品推崇备至，他们欣赏普罗柯比、阿嘎塞阿斯等作家在古典学方面的造诣，但是到了7世纪，知识精英们对古典作品的兴趣大大降低了，基督教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发挥着支配性的影响。塞奥非拉克特作品中包含着大量圣经的典故和宗教故事，使用希腊文《旧约全书》和教父著作的语言，这些都反映了那个时代作家和民众的兴趣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所关注的重心不再是古典文化，而是带有强烈基督教影响的神学、圣徒传记和编年史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