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澍：中国共产党人的古希腊研究述论（1921—1949）

         摘要：唯物史观、辩证法、社会主义的思想萌芽都与古希腊有一定关系，在接受与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古希腊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古希腊思想与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先后顺序与其身份职业、人生轨迹有很大关系。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茅盾等在新式学堂系统学习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都是先接触古希腊思想，后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就古希腊历史观而言，李大钊等人论述了希罗多德在西方史学界的地位，修昔底德史著含有唯物史观的萌芽因素，周恩来将“通史之父”波利比阿率先引入中文世界。就古希腊哲学观而言，1929年苏联哲学界论战中辩证法取得官方认可的地位，李达由此大量译介辩证法前沿著作，毛泽东和李达都强调辩证法源于古希腊，毛泽东将辩证法运用于军事指挥中，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方文明各时段的优秀成果一直持开放立场，他们是同时代“开眼看世界”的领航人。

在中共党史的话语体系里，“言必称希腊”长期具有非积极色彩，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说：“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毛泽东反对的是教条主义者用苏联或其他国家的思想、经验强行嵌套在中国，对于古希腊思想本身，他一直持开放的胸襟。反对“言必称希腊”，不代表中国共产党人不重视希腊，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就以宣传发端于古希腊的科学与民主为己任。据笔者统计，9卷本《新文化运动史料丛编》中“希腊”一词被提到423次，足见古希腊文明在中国近代思想传播场域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组成，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外，其他都与古希腊思想相关。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大家，多认为修昔底德是唯物史观的先驱。马克思在特里尔读高中时，就沉浸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读修昔底德到1861年，仍旧“令人感到新鲜”。苏联教育部审定的教材《古代世界史》认为：修昔底德“对于希腊的上古往事先提出一个简明的纲要，这是确定人类自原始状态发展的阶段和这种发展的基本动力之第一次的试图”，修昔底德“可以被认为是一位很久以前的唯物史观的先驱者”。张广智认为，修昔底德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一部翔实可靠、立论谨严的历史名著，而且，书中所显示的朴素唯物史观，达到了他那个时代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辩证唯物主义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的科学世界观。马克思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马克思就是以研究古希腊原子唯物论创始人德谟克利特、西方首位无神论哲学家伊壁鸠鲁开启了自己的学术之旅，古希腊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和方法论的重要来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说：“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然而恰好辩证法对今天的自然科学来说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

社会主义在思想起源上也与古希腊相关。苏联哲学家阿斯穆斯（1894—1975）认为，在柏拉图《理想国》中，“自由和至善的主体不是单个人，甚至也不是阶级，而只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柏拉图的乌托邦不是公民个人自由的理论，而是全体自由——具有总合性、整体性和不可分性的国家自由的理论”。这样集体主义的反对私有制的观念，到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一书，开始向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乌托邦”一词来自希腊语，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托马斯·莫尔写道，乌托邦“民族的祖先是希腊人……在城名及官名中保留着希腊语痕迹”。 乌托邦人对古希腊有浓厚兴趣，获取了“柏拉图著作的大部分”。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的社会主义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创造性发展，完成了社会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学的跃迁。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研究古希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历史观，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唯物史观；研究古希腊哲学，是为了从思想源头理解辩证法，从而更好地掌握辩证法这一科学方法论；研究古希腊的阶级社会，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为了论证社会主义思想不是马克思的向壁虚造，而是在古希腊时代就有萌芽的，以提高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这一过程从学术上促进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政治上增加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的思想资源。本选题的研究文本，包含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集，李达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相关著述，中国共产党机关领导下的红色报刊等多方面史料。

关于中国1949年以前对古希腊的认知与研究，张广智主编《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的《西方古典史学的东方形象》有系统论述，不过其中并无中国共产党人的古希腊研究。曹小文《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通史编纂研究》对于1949年前中国人的世界通史著作做了深入爬梳，不过对于本选题也无论述。杨俊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古代希腊史研究概述》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古希腊史研究。有鉴于此，笔者对此选题进行探研，以就正于方家。

一、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希腊著作与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先后路径考

思想的传播路径、理论的接受顺序、主义的诞生演化都寓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应时而生，待时而动，与时俱进。任何领导人、理论家成为一种新思想的信仰者，一般是时代大潮、地理环境、家庭背景、教育经历、个人兴趣等多因素形成的“历史的合力”。通过爬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理论家的相关史料，我们可以从其接触古希腊著作、思想与成为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时间线中找出逻辑关系和历史规律。

李大钊最早接触古希腊是在1907年北洋法政学堂就读预科学“中外历史”这门课期间，1918年1月作《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一文开始宣传十月革命。毛泽东早在1912年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时，古希腊的著作与亚当·斯密《原富》、达尔文《物种起源》、卢梭、斯宾塞、孟德斯鸠的书一道，成为毛泽东最早接触的西方著作。毛泽东读书时，“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传奇）、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史地’混合起来”。这段经历让毛泽东对古希腊哲学可以信手拈来。延安时期采访过毛泽东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人类的五分之一 中国人征服中国》写道：毛泽东“可以轻松自如地谈论西方的哲学家，从早期的希腊直到当代的哲学家”。毛泽东1918年8月第一次来到北京，结识李大钊、陈独秀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对古希腊的关注或是从古希腊戏剧开始。1914年11月天津南开学校新剧团成立，周恩来担任剧团布景部副部长。南开学校以表演新剧为主，西式新剧起源于古希腊，周恩来即通过关注古希腊戏剧开始对古希腊产生兴趣，他在1916年9月25日发表的《吾校新剧观》写道：“何谓古典主义？一言以蔽之，盖有典雅、沉静、均齐、调和之趣味也。古典剧中，约分为希腊与近世二时期。凡希腊诗人爱斯基尔氏Eschylus、幼梨比德斯氏Euripides以及罗马古诗人均属之希腊古典剧。”文中提到的就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中的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德斯。周恩来从接触古希腊戏剧，进而研读古希腊史著，1917年留学日本之后，1918年通过读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介绍十月革命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茅盾1913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预科第一年上学期就学世界史，“教世界史的（实际是欧洲史），是个英国人，用的课本是迈尔的《世界通史》，分上古、中古、近代三部分，上古从古埃及、两河流域的文化，然后希腊、罗马”。 这或是茅盾接触希腊史的开始。茅盾1919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茅盾等学者都认为在研究西方各思想时，要想搞清其脉络，追本溯源还是要从古希腊学起，“那时已是一九一九年尾，我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我觉得看看这些书也好，知道社会主义还有些什么学派”。“在当时，大家有这样的想法：既要借鉴于西洋，就必须穷本溯源，不能尝一脔而辄止。我从前治中国文学，就曾穷本溯源一番过来，现在既把线装书束之高阁了，转而借鉴于欧洲，自当从希腊、罗马开始。”

恽代英1915年开始读古希腊则与《新青年》相关，1915年9月5日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杂志》，同月恽代英考入武汉中华大学中国哲学门，此时的中国高校哲学教学多是以西方哲学为模板，古希腊作为西方哲学肇基，自然是必修之学。1915年12月恽代英在《东方杂志》发表《文明与道德》一文将古今对文明与道德关系的观点分为三种：随文明演进道德不变，道德随时代退化，道德随时代进化。在论述第二种观点时，恽代英写道：“希腊之希西亚若，则谓‘世界始于黄金时代，终于铁时代’。”“希西亚若”即Hesiod，今译赫西俄德，他在《工作与时日》中将人类历史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他认为人类道德是逐代退化。1920年2月，恽代英通过武汉利群书社经销的《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接触古希腊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后顺序与其身份职业、人生轨迹有很大关系。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茅盾、恽代英都是系统学习过社会科学的青年学者，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后才开始在中国逐渐传播，有关古希腊的史著和思想在此之前早已随着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传开，自然他们是先接触古希腊，后学习马克思主义。

对于在接触马克思主义前没有上过新式学堂的人而言，顺序就会恰恰相反。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斯大林提到古希腊神话英雄安泰（安泰俄斯）。安泰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居住于利比亚，他力大无穷，只要保持与大地的接触，就是不可战胜的。赫拉克勒斯将安泰俄斯举到空中使其无法从盖亚那里获取力量，最后把他扼死了。斯大林以此来比喻共产党绝不能脱离群众。1939年时《联共党史》在中国即已有5种译本，1941年1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解决了文化问题之后），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1939年10月5日时任豫皖苏边区党委书记的吴芝圃在《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部队与民众的联系》提到古希腊神话英雄安泰。毛岸英在1948年的一封家书中也提到了斯大林所讲的安泰的故事。对于在参加革命前没有在新式学堂系统学习过社会科学的人而言，他们都是在革命队伍里学习文化，了解世界。他们是先学习马克思主义，往往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巨大影响力首次接触古希腊的相应名词。此后他们通过毛泽东讲话中涉及古希腊的掌故对古希腊产生认知。毛泽东1948年12月30日《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针对美帝国主义在国共之间的调停，举了古希腊寓言农夫和蛇的例子。华东野战军参谋处长王德写道：“给我印象最深的、对部队干部、战士印象最深的，就是毛主席引用的那个古代希腊的寓言故事。”

对于在参加革命前没有在新式学堂系统学习过社会科学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在炮火硝烟中他们无暇深入了解古希腊，更没有机会研究。当时马克思主义无法正常传播，而古希腊在世界史教科书里都有。而当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们如茅盾所说，为了在思想上“穷本溯源”，更好搞清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会回过头来再持续学习、研究古希腊，他们对古希腊的研究主要以历史观、哲学观、阶级观为切入点。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古希腊历史观、哲学观、阶级观的研究（1921-1949）

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人对古希腊的研究，是有较高学术水准并达到同时代中国人的古希腊研究前沿的。有了较高的古希腊研究水准，可以助力中国共产党人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古希腊史学含有唯物史观的萌芽因素；辩证法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李达等人通过阐释古希腊的辩证法与原子唯物论，为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夯实思想基础。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最早见于托马斯·莫尔1516年的《乌托邦》，《乌托邦》的创作一定程度上汲取了柏拉图《理想国》的思想资源。由此，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从古希腊历史观、哲学观、阶级观三个维度切入研究。

（一）古希腊历史观：唯物史观的萌芽

从千丝万缕、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现象中探索本质，从曲折百转、波谲云诡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科学地总结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是唯物史观超越其他各种历史观、史学理论的根本之点。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西方最早开创“科学历史学”的正是“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

第一位论述希罗多德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恽代英，恽代英1917年5月7日《哲学之意义》写道：“希腊史学家希洛多特氏（前484—前424年）为始用‘哲学’一字为动词之人。彼书中谓克利塞氏告梭伦曰，彼尝闻其因以哲学之求学志愿，而周游各土，其意尽指梭伦为学问自身之价值而求学，不问其实利如何也。”“克利塞”现在一般译作克洛伊索斯（Croesus），观恽代英日记，他曾读过许多英文版希腊著作，在1917年1月25日抄录《希腊罗马神话》，2月17日读英文版《苏格拉底传》。恽代英所说这一场景在《希罗多德历史》中记载如下，克洛伊索斯对梭伦说：“雅典的客人，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您的智慧，关于您为了求知和视察外界而巡游列国的事情。”求知这一过程，即恽代英所言“哲学”做动词用，英语中的philosophy即希腊语φιλοσοφια，意为爱智慧。philosophy的词源philosophia由词根philo（φιλο）与sophia（σοφια）构成，前者表示热爱、追寻，后者即智慧。希罗多德“求知”（爱智慧）一词是用动词philosophein的分词形philosopheōn。philosophia一词，在希腊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文献文本并未出现，其最早出现，即以动词形式使用，见于希罗多德《历史》。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philosophia这个词逐渐由动词变为名词。亚里士多德把“理论的诸学”（形而上学、数学、自然学等诸学）常统称为诸哲学，而形而上学在这理论的诸学中占着最高的地位，所以被称为prote philosophia（第一哲学）。philosophia一词，到了亚里士多德，已经变成根据根本原理去认识一切、理解一切的理论，已经成为名词。

“哲学”一词最早是“日本近代哲学之父”西周在1873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作为“philosophy”的对译名而出现。“哲学”很快传入中国，如1879年杨少坪《增广英字指南》卷2：“philosophy，哲学，性理学。”清末民初学者在使用“哲学”时都是将哲学作为名词，爬梳民国同时代人的希腊史著作，无论何子恒《希腊哲学史》、何鲁之《希腊史》、沈天冰《希腊兴亡史》、罗念生《希腊漫话》、卢文迪《希腊史》等书，均未能指出希罗多德最早将“哲学”作动词用，足见恽代英的希腊史研究水准。

在恽代英之后，李大钊1923年11月29日在上海大学的《史学概论》演讲对希罗多德史学予以很高评价，“至于什么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希腊的历史学家后世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陀德（Herodotus）已经告诉过我们：一、应当整理记录，寻出真确的事实。 二、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据此，历史家的任务，是在故书篓中，于整理上，要找出真确的事实，于理解上，要找出真理”。“希腊历史学家格罗忒（Crote）出，又有人说，他的《希腊史》比希罗陀德的好，第一因为希氏缺乏批评精神，第二因为希氏喜欢什么，便注意什么真实。但我们要说公平话，他所注意的未必是话［对］，在希罗陀德时代，能够得到那样结果，已经很难的了。我们不能因见了格罗忒，便来菲薄希罗陀德。格罗忒的《希腊史》，果然就是最完全的吗？这也不过是比较的真实的罢了。”“历史是整个的、有生命的、进步的东西，不是固定的、死的东西；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指出吾人研究历史的任务的是希罗陀德。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

希罗多德生于哈利卡纳苏斯（今土耳其的博德鲁姆），他客居雅典之时，希腊哲学已发生人文转向，苏格拉底主张人要“认识你自己”，将哲学从神话天界拉向人间。这是希罗多德历史学产生的大背景。为写《历史》，希罗多德采访了埃及人、吕底亚人、波斯人、科林斯人等，他不对收集到的史料进行个人加工，而是秉笔直书。李大钊1924年5月《史学要论》说：“历史在英语为History，在法语为Histoire，在义大利语为Storia，三者同出于希腊语及腊丁语的Historia，其初义本为‘问而知之’，由是而指把问而知之的结果写录出来的东西亦云，遂有纪录的意义了。”“问而知之”最早就指的是希罗多德通过访问历史亲历者或历史事件发生地居民而知的历史。身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的李大钊在1923年9月—1924年6月开设“史学思想史”这门课程。按照《北京大学日刊》发布的《史学系课程指导（1923—1924）》（1923年9月29日）：“本系对于史学，本国与外国并重，盖现代史学，以人类全部之历史为归宿，故本国与外国各时代史，须汇通观之。”“第四学年：选修科……史学思想史……（学时）……李大钊（讲授）。” 因为要讲这门课，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进行广泛阅读与研究，希罗多德的著作即在其列。

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一方面会肯定希罗多德在西方历史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另一方面也会对其写史时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地方予以指出。焦敏之《古代世界史纲》写道：

被人们尊称的“历史之父”（Father of History）的希罗多德（Herotus，484—428 B.C.），遗留下了希腊波斯战争的记载。他的书里包含着丰富而生动的材料。他游历过许多地方，所见所闻极广。希罗多德曾游过埃及，到过巴比伦，甚至也远游西徐国。他的历史中所记述的，都是他所见所闻的。但是，当然，希罗多德还不可能对历史事件给予科学的说明。他将一切历史事件归之于神的意旨。到纪元前四一一年结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由这一战争的同时代人和直接参加者修昔的第斯（Thucydides 471—400 B.C.)写的。修昔的第斯的观察，比希罗多德深刻，他描述政党之间的斗争，暴露了雅典失败的原因。希罗多德将许多历史现象，与神牵连了起来，修昔的第斯则在人的行为中去找出了历史事件的根源。在修昔的第斯的历史中，已看到他有运用科学方法以及明确的艺术手段而叙述历史的企图。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古希腊第一部纯粹的战争史，焦敏之1947年出版的《苏德战史》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第一部完整反映苏德战争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揭示了战争与和平的所有可能性以及野蛮性。“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一特殊运动是最高者的毁灭……毁灭了希腊性。”焦敏之《苏德战史》充分展现了苏德战争的野蛮性和所有可能性。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极端形态，苏德战争的结局是法西斯主义毁灭，殖民帝国体系分崩离析，欧洲性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欧洲的美国化和苏联化。修昔底德写了提洛同盟在战争期间对于雅典的各种经济支持，以及这些经济支援下的钩心斗角，《苏德战史》第六章《同盟国帮助了苏联多少》写了美国“租借法案”对苏联的援助，以及美英苏之间围绕开辟第二战场的钩心斗角。由以上数点可知，我们很难说修昔底德对焦敏之《苏德战史》的写作没有影响。

古希腊史学家除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外，中国共产党人主要关注的就是生活在罗马统治下的希腊人波利比阿。周恩来在1916年11月《试论奢靡二说》中说：“波利比阿，马其顿之士也，是时希腊方亡，文化新产，人性犹真，故希腊末季奢靡之风，波氏惧染之马其顿，遂不惜大声疾呼，明奢靡为习惯，冀国民知返本舍华。奢靡为身外之虚假，故欧人及今，犹不失为俭朴之民于生活高尚之中也。”波利比阿也译成波利比乌斯（Polybius，前203—前121），他在《通史》写道：“当一个国家历经千难万险，随即赢得至高权力与无可争辩的霸权后，很明显，在长期以来的繁荣的影响下，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奢侈放纵，公民在公职的争夺和其他领域的竞逐上，也将会变得更加激烈。随着这些缺陷不断增加，例如，对公职的欲望、政治上默默无闻的耻辱，以及个人的奢侈放纵和张扬炫耀，这些都将会开启堕落的闸门。”这就是周恩来所写波利比阿说奢靡之风会瓦解国家之出处。然而奢靡之风最终还是毁灭了希腊世界，在波利比阿晚年，前146年罗马军团占据希腊全境。

1916年周恩来正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此时他能读到的中文世界有关希腊史的著作，只有王树楠《希腊春秋》，李思伦白《万国通史前编》卷7、卷8《古希腊志》，艾约瑟编译《希腊志略》，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箕作元八《欧罗巴通史》等寥寥几本，这些书中均无波利比阿的这段相关论述，1916年之前中文希腊史著作中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史家之名已被屡屡提及，唯有波利比阿，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被中国史家关注。波利比阿是“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在世界史学史上具有非常高的地位，“人类历史意识的觉醒有一个开启的过程，毫不夸张地说，罗马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便是这个人类历史意识的开启者，他的40卷《通史》第一次建立起一个有关人类历史的普遍性史观。《通史》的出现开辟了一个人类历史作为世界史的崭新时刻，从此以后，才有了所谓的人类历史”。

1903、1904年京师大学堂译书局采购了一批英文著作，包括斯图登《希腊古史》、布鲁尔《希腊古史》、古罗特《希腊古史》、博士和《希腊史》，这些书后来由学部编译图书局发行到全国多地，周恩来很可能是读了这些英文书后，得知了波利比阿的这一论述，从而将其写入文章。波利比阿在《通史》第一卷写道：“可以说，之前的世界历史都是分散的，因为，所有的事件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整体，换言之，从成因到结果，它们都是局部性的。但是，从现在开始，历史变成了有机的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的事件同希腊和亚洲的那些事件相勾连，所有的事件都通往一个单向的结果。”周恩来在早期投入共产主义运动，分析国际问题时即能有国际格局的整体意识，无论是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还是巴尔干火药桶之一的近现代希腊都在周恩来研究视域内。周恩来1921年在《西欧对俄对德之方略》《近东问题与英法之态度》等文章通过探析英法与一战后被踢出国际体系的俄德的关系，并进而探析在国际体系中缺乏话语权的希腊的处境，推演一战后列强的进一步动态，得出结论，“俄国则在以世界革命之思想，鼓动其民族之真正独立”。

（二）古希腊哲学观：辩证法的源头

李大钊有多篇文章论述、研究古希腊哲学，比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就做了如下论述：“希腊人的生产技术益有进步，商工勃兴，智勇美爱肉体的属性又失了重大的位置，有神变不可思议的万能力的乃在精神。因为在商业竞争的社会里，人类的精神是最重大的要素……精神实是那时商业社会人类生活的中心。……这种变迁明明白白是生产技术进步的结果：但是人类精神里有很多奇妙不可思议的现象，就像道德心是什么东西，善恶的观念是从何发生，柏拉图诸哲家也不能解释……故当时多数人仍把道德的精神认作神，认他有超自然的渊源。”

李大钊说“有神变不可思议的万能力的乃在精神”，概因当时的古希腊科学不可能解释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特别是关于万事万物动因问题，所以古希腊人不得不求助于神启。不过古希腊与古埃及、古巴比伦相比，在神明方面的进步，在于这些“归之于神，归之于天界”已经不是原来宗教意义的，可以形象表达的神，而是抽象的理性的神。古希腊的原子唯物论者和智者开始解构这些抽象的理性的神。留基波、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等原子唯物论者从理论上作论证，将神灵都解释成为精微的原子。智者学派（sophists）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以人而不是神为中心，用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为武器，开始瓦解宗教的绝对权威，辩证法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柏拉图使他的哲学——理性神具有创造者的作用，他在《蒂迈欧篇》中提出的造物者“Dem iourg”后来被宗教神学所利用，这就是李大钊所说希腊人“把道德的精神认作神”。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承认有完全现实、不含任何材料的第一推动者，把第一哲学叫做“形而上学”，在当时，主要表现为客观唯心论。哲学和宗教的真正分离才能导向唯物论，在古希腊政治体制下，二者又难以完全剥离，哲学向宗教让步只能导向唯心论。

李大钊引导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毛泽东也与李大钊一样对古希腊充满兴趣。毛泽东最迟在1920年即主张大家要读柏拉图，他在1920年11月10日《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所列“书之重要者”即有“柏拉图之《理想国》”。他认为，如果不读古希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无法理解同样诞生于古希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辩证法”一词在古希腊哲学文献中，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对话中。军事辩证法的思想来源正是古希腊，古希腊与波斯的战争是“西方古代军事辩证法思想史的起点”。毛泽东阅读柏拉图等人的古希腊著作，也为了更好地理解、分析和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以此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新华日报》刊登的一篇苏联人写的《毛泽东会见记》写道：“我听过他在抗大对学生的演讲，他讲关于战争的辩证法。”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就以辩证法为武器，将辩证法用于指导反法西斯战争。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毛泽东在《论持久战》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但是，战略上的持久，绝不是说战役战斗上也要持久。毛泽东说：“战役和战斗的原则与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决。”原因在于，革命军队在解放战争前一直缺乏武器弹药，如果不速战速决，敌人的援兵赶来后，就有被敌人歼灭的危险。战略上的持久，要求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役战斗的速决，保证战略持久的实现。

对于古希腊辩证法和其诞生历程中与之驳难的古希腊思想，共产党人都是一直关注的。李达写于1935年的《社会进化史》中说：“希腊古代哲学中最伟大的人物德谟克利图（Demokritos），创立唯物论的完全的哲学体系。这唯物论在其两千年后被铸造为辩证法唯物论的形态，由马克思、恩格斯及列宁的天才锻炼成无产阶级的哲学了。”“据黑拉克利图斯的见解，即今在运动中存在而仍然是一样的那个物质，不是万物的根源，而万物的根源乃是产生全部物质的运动本身。黑拉克利图斯，由于他所主张的这个见解，被认为辩证法的鼻祖。”“黑拉克利图斯”即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层累构建，最终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

之所以李达在此时段提到古希腊辩证法，与苏联国内的辩证法论战有关。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在诸多基本哲学原理上与机械唯物主义者展开了争论。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辩证法是逻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结合，是奠定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随着1928年斯大林主导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论有必要统一思想，1929年4月8日至13日举行的苏联第二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科研机构联席会议上对这一争论一锤定音，认定唯物辩证法在科学研究中的权威地位。在此之后，李达对唯物辩证法进行了大量翻译工作，先后出版译著有德国塔尔海玛《现代世界观》（《辩证唯物论入门》，1929）、日本河上肇《马克思主义之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上篇，1930）、德国卢波尔《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1930）、苏联西洛可夫《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与雷仲坚合译，1932）。这四本书都是在问世后的次年就被李达译成中文出版，足见李达对国际唯物辩证法研究前沿的掌握水准。在翻译多册有关辩证法的著作后，李达认为有必要有中国自己的以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社会进化史著作，《社会进化史》与该书提到的古希腊辩证法即由此应运而出。

德谟克利特“创立唯物论的完全的哲学体系”，赫拉克利特则是古希腊辩证法的重要代表。侯外庐1946年在《新哲学教程》剖析了赫拉克利特创立辩证法的源起，“由于当时社会实践活动的广泛展开（航海、商业、手工业、农业耕作、矿冶等等），因此他们有着许多还没有分门别类的科学知识，这些科学知识便被完全吸收进了自然哲学的思想当中，推翻了古代宗教、神话的迷信传说和原始人们的无知的幻想。他们朴素地把自然当作一幅物质自动运动、不断地变化、更新和发展的图画来看，这些物质是互相关联着的，其中没有一种东西能够静止不动。……赫拉克里特并且曾经认定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和展开（斗争）是物质运动的源泉”。侯外庐提到的赫拉克利特思想指的是以下几句话，“反者必合，极致的和谐来自方向相悖之物，万物皆从争斗出”。“战争是一切之父，一切之王。他使有的成神，有的为人；他让有的沦为奴隶，有的获得自由。”

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深刻地论述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发展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实质和核心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矛盾论》是毛泽东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形成的标志。此后，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仍旧是用辩证法分析中日之间内线外线作战关系。如果把中日战争放在国际背景下去看，太平洋反日阵线的建立，苏联的震慑，将形成一个环太平洋的外线作战，围剿法西斯日本。毛泽东1938年5月写这篇文章时，日本还没有偷袭珍珠港，哪怕在此几个月前，1937年日本进口武器中，美国所占比重为54.5%，但是毛泽东已经能预估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世界局势，这与他用辩证法分析美日关系与全球格局密不可分。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既反对“言必称希腊”，也反对言不称“希腊”，他明确了如何用辩证法正确学习“希腊”的观点。1944年7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说：“外国文化……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这段话表明了他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和主要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

（三）古希腊阶级观：社会主义“理想国”的萌芽

李达《社会进化史》说：希腊是“最近社会主义学说之原始的先驱者，孕育了社会主义见解的萌芽”。杨匏安1919年10月《社会主义》写道：“狭义之社会主义，虽为极晚近的社会运动，而实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殆有史以来早存焉矣。在古代希腊，则有柏拉图之理想国。”成文于1921年6月的《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把共产主义分为三派：“从伦理的基础上立论的共产主义，从人道的基础上立论的共产主义，从经济的基础上立论的共产主义。”柏拉图《理想国》（《国家篇》）被认为是伦理的共产主义。柏拉图“反对私产制度，想废止金钱，想以共产制度来救济当时贫富竞争的社会。他的理想国家便是消灭独立自足的小我，在正义的观念底下，实现一个普遍的大我。这个普遍的大我之中，最忌的是自私自利，所以必定要叫治国护国两个阶级离开物欲的生活，才可以免去自私自利的弊害。且看他说：财产共有，家族共同，可以造就出来真正的护国的人。不致因为把一件东西认为你的我的，致国家分装，不致因为把室家看作私有的。（《共和篇》第五卷）

”柏拉图的“理想国”停留在了空想阶段，此后古希腊的多个阶级生活都更加恶化，李达《社会进化史》写道：“雅典……商人们把金钱贷给贫乏的市民，收取利息。因而靠这种事业积累大宗财产的高利贷就出现了。……从事于手工业的许多雅典人，因为和那种驱逐自由人劳动的奴隶劳动相竞争的结果，就失掉工作，变为饿饭的浮浪的无产者。他们只有期待着偶然得到的工作，或者去乞取那些为他们所痛恨的门阀家的施舍物而生活。……喜剧作者亚里斯托芬曾这样说过：‘听见鸡声，工人和劳动者就从床上跑下，急忙把脚穿进鞋子里，直到夜深还在做着辛苦的工作。’”

古希腊商人阶层靠放高利贷不劳而获，只作消费者，不作生产者，而真正的生产者反而在社会底层，这样一种惩罚出力者以供给食利者的做法，只会瓦解体制自身。李达引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来说明古希腊奴隶生活之草行露宿，夙兴夜寐。在李达写作《社会进化史》的1935年之前的中文世界，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只在郑振铎《文学大纲》第一卷（1926）、洪深《希腊的戏剧节》（1934）等书有所提及和论述，这些书中均无李达所引语句。李达在日本学习期间，曾系统学习过日语、英语、德语，他应该是阅读日文、英文或德文版古希腊喜剧，从而将其引入《社会进化史》，足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西方文学的熟稔与跨语际研究的能力。

杨匏安等人书写《理想国》包含社会主义思想萌芽的同时，正是十四国联军武装干涉苏俄，资本主义世界和中国国内对共产主义抱有敌视态度的知识分子将布尔什维克视为洪水猛兽的时代。此时杨匏安等人借柏拉图来说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方古已有之，以提高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五四运动使得德先生和赛先生深入青年人心，德先生和赛先生都是起源于古希腊，将古希腊柏拉图作为社会主义思想先驱，对于当时的青年人也有很大吸引力。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佛教徒为减少阻力，即用儒家和道家思想解释佛教，是为格义。格义是跨文化背景的概念之间映像式的融会贯通的最好方法，通过重新发掘柏拉图《理想国》，让对西方先进思想有好感的群体在已经接受德先生、赛先生的基础上逐渐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早期共产党理论家在舆论场域行之有效的方法。

结论：

就历史发展脉络而言，从古希腊到德国马克思绝不是偶然的。唯物史观从修昔底德到德国马克思，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从古希腊到德国兰克再到马克思，辩证法从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多经过从古希腊到德国的历程，是有历史渊源的。18、19世纪，英国、法国学术界对古典学更关注罗马，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英国学者通过研究古罗马探索帝国的统治之道，德意志此时还只是地理名词，三十年战争后如马赛克拼盘分布的德意志各邦国与古希腊城邦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还远没有到英法那样效法罗马帝国的实力。1806年耶拿战役普鲁士惨败，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痛定思痛，决心用发展科学来弥补战场上的失败，因而1810年创办了柏林大学。1831年，柏林科学院授命伊曼努尔·贝克尔编辑《亚里士多德全集》，历经40年，到1870年完成，是为《亚里士多德全集》贝克尔标准本。苗力田主持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中译本工作即以此为蓝本翻译。浓厚的古希腊研究氛围对马克思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有很大影响，同样邦国林立的政治格局让德意志人更能从古希腊思想家身上汲取思想力量，斯巴达的军国主义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在许多方面若合符契，古希腊的集体主义也与德意志的集体主义深度契合。由此，古希腊思想资源在德国焕发新生，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几十年殚精竭虑研究，形成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系列历史因素的耦合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成为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革命生涯的指导思想。

思想资源的学习终究是为了政治层面的经世致用。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古希腊文明时，既有个人层面国民性的批判，也有国家层面高瞻远瞩的审视。就个人层面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崇尚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大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在雅典的自由主义泛滥与斯巴达的国家主义至上之间寻找平衡点。就国家层面而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敌人，相应地，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研究应该汲取中外思想资源。其中反封建就需要从古希腊文明汲取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资源，反帝则以古希腊掌故和二战前后的希腊作为中国革命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在实现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历史目标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需要解决几个互相矛盾的问题：学习外来政治文明既成为使中国人从旧传统中解放出来的工具，又可能是对本民族的主体性和智慧的否定；中华传统文化既成为中华民族特性的源泉，又可能是加诸现在、无法变革的负担；社会革命既是把阶级和社会群体解放出来从而建立一个真正现代国家的革命，又可能是导致多民族国家解体的分裂因素。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万山之宗、千湖之源，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从一切人类文明华章中叩问经验和智慧，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成社会革命、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之间找寻最大公约数与理论通约性。

                                                                                     转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