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正玉：宋以前宗族研究的脉络与突破——以《中国宗族通史》为中心

摘要：宗族变迁是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线索，中国宗族史研究具有多维度的重要学术价值。宋代以前是中国宗族从萌芽到成熟的重要历史阶段，其中又包含几个关涉宗族发展的重要转捩点。商代是否存在宗法制度及建基其上的“宗族”组织值得省思，不能因周人重视宗亲而反推商代情况。秦汉时期则是上古宗法社会走向变异的第一个重要阶段，秦汉宗族具有“后氏族时代”特性。魏晋南北朝宗族以士族宗族制为突出特征，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下，此阶段的宗族既是历史演进的重要构成，又具备推动历史发展的独特作用。隋唐时期是宗族发展的第二个重要转折阶段，士族宗族臻于极盛的同时，平民化的因子也在发展。宋以前中国宗族“民间化”的程度逐渐加深，开启了宋以后宗族的新面貌。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核心单元，宗族变迁是理解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演变脉络的重要线索。学界历来对宗族的定义众说纷纭。冯尔康和常建华二位先生认为，“宗族是由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祖先崇拜及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这一概念调和众说，甚为中允。常建华先生还指出“宗族事关对中国社会整体的认识”，“它已超出学术和历史的范畴，与政治和现实密切关联”。对中国宗族史的研究，在把握传统社会结构与经济模式、国家统治与基层治理、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忆等方面，具有多维度的重要学术价值。

中国学界在现代学术体系下进行宗族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代表作品是吕思勉的《中国宗族制度小史》。此后，中国宗族史研究或集中于不同断代，或聚焦于不同地域，对宗族的发端与演变、区域差异与整体性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有鉴于传统研究重视宗族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而相对忽略宗族的社会作用，冯尔康先生先后领衔组织撰著《中国宗族社会》《中国宗族史》。冯先生尝试以通贯视野全面揭示中国宗族的发展演变及其与社会、政权的多样互动关系，特别强调宗族的社会功能以及宗族因适应社会而具备的长久生命力。在冯先生的倡导引领下，南开大学众位学者在中国宗族研究方面继续深入，取得丰硕学术成果。在长期学术耕耘的基础上，常建华主编的八卷本《中国宗族通史》问世。这是继冯尔康先生主编的《中国宗族史》之后，一部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国宗族形态自殷商至21世纪以来历史演变的通史著作，体现了当下中国宗族通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水平与研究高度。

宋代以前是中国宗族从萌芽到成熟的重要历史阶段，其中又包含几个关涉宗族发展的重要转捩点。以往研究都强调了该阶段在宗族发展演变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学界对商周、汉唐等各时期宗族历史的研究都取得丰厚成果，相关著作就某一时期的宗族制度、组织形式等内容分别进行了深入探究。常建华主编《中国宗族通史》前四卷主要论述了先秦至隋唐五代中国宗族发展的主要情况与时代特征。尽管相关研究的学术积淀已然丰厚，但本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宋以前宗族发展演变的历史，特别是对宗族制度的起源、定型与转变时期的宗族性质等方面提出许多新见。本文就该书鲜明的“承继经典、推陈出新”的学术特点，管窥其在宋以前宗族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

一、起源与定性之新见：先秦秦汉宗族制度的演变

关于宗族制度的起源与分期，学界认识不一。陶希圣在《婚姻与家族》中概括宋以前的宗法与家族制度，认为西周到春秋是宗法时代，战国到五代是亲属组织的族居制度。冯尔康先生提出宗族史分期的三项标准：宗族领导权掌握的归属、宗族的内部结构及其成员的民众性、宗族生活中的宗法原则，并据此将中国宗族的发展演化归纳为5个阶段。其中，先秦时期是典型宗族制时代。由陈絜、王旭东撰著的《中国宗族通史·先秦卷》为全书首卷。在本卷中，作者则将早期宗族组织的发展历程分为晚商（族氏组织）、西周至春秋、春秋晚期至战国3个阶段。作者首先对近40年来先秦宗族史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并结合先秦典籍与甲骨卜辞、商周金文等文献对先秦宗族史中的基础概念“宗”“宗族”与“宗法”进行辨析。作者概括先秦宗族史研究的核心议题：“第一，宗族形态，包括宗族结构与规模、宗族的居葬形态、宗族的管理、宗族日常生活等。第二，宗族制度，包括婚姻制度、姓氏制度、宗庙祭祀制度、宗亲等级制度、居葬制度等。”其中，宗族组织结构又在宗族形态的演进、宗族制度的构建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本卷研究、阐述的最核心问题。

商代的亲族组织是否设有宗法制度、能否称之为“宗族”，一直是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本卷将晚商亲族组织的特点概括如下：尚不能确定商代的“姓”是否作为一种血缘标记符号而存在、被使用；商代族氏组织的层级结构可概括为“族长‘子’——小家庭户主‘小子’——普通成员及依附民”；与商王朝统治集团关系密切的高等级贵族诸如“王族”“多子族”部分成员，受到王权的压制，族氏规模同样没有扩大；商代贵族家族在高等级都邑的居住形态，以“异族聚居”为主，交错居住在地域性基层居民组织当中。作者在书中强调，要从考古资料与出土文献出发，复原商代亲族组织结构，并正确看待族氏组织实际的规模、力量与影响。如旧所谓殷墟“族墓地”，原本是论证商人大规模“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重要考古学证据，但近年来许多研究者提出质疑。本卷作者认为，“认识商代亲族组织，须摆脱从诸如氏族、部落等‘前国家时代’遗留的浓厚血缘因素视角，更不可因周人重视宗亲而臆测商人更重血缘”，这对于未来商代宗亲组织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提示。

在考察商代族氏组织时，本卷作者指出其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地理研究的基础性作用，力求将族氏组织的活动复原在具体的空间框架当中。例如作者分别考察诸姒、诸嬴、诸任的族居地，以生动翔实的“地图”，来呈现“姓族”在商代的错杂分布情形；以举族、朿族诸亚族的地理分布为线索，说明亚族在别族之后不与宗氏聚居。本卷作者有意识地克服旧有局限，在“以族地考证推演亲族组织形态”这条研究路径上取得一定创新成就。

西周是中国古代“宗族”特色的奠基时代，是宗族史研究的重点时段。本卷从西周宗族的形成入手，探讨宗亲组织的结构、形态，复原宗族成员的日常生活，重构维系宗族的制度与意识形态。作者对西周宗族形态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强调“小子”是宗族长亲缘较近、生活在宗氏组织之内的小家庭户主，与别族的“分族”“小宗”作明确区分；“宗氏”才是族长与成员同居、共财、聚葬的实体性血亲组织，其家族规模与商代相比无甚差异；女性宗族长是宗氏内经济生活如财产、土田、依附民的主管，依托家臣及基层聚落首领构建起严密管理体系；辨析若干名词的含义，如西周文献的“宗子”泛指宗族成员而非东周时代的“宗族长”。本卷作者提出，在宗族组织与宗法制度的笼罩下，周代国家社会的基层单位仍然是规模有限的、由主干家庭甚或核心家庭组成的血亲组织，这一结论对旧有认知形成巨大挑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本卷并未对商周时期的族氏组织、宗族组织所涉及的政治、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等方方面面都进行探讨，但聚焦于关涉古史构建的重大问题，厘清了“宗族”“宗法”“姓族”“宗氏”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辨析族氏组织与宗族组织的承继关系。相比于一些具体结论，作者的研究思路更值得重视：一是努力摆脱“单线进化论”的影响，避免因为研究宗族而陷入“血缘纽带主导”的惯性当中，以致抹杀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固有特征，乃基于对传世、出土文献及考古资料的客观分析，评价血缘、地缘两条纽带在族氏组织演变为宗族组织过程中的综合作用。二是避免静态地、平面地描述宗族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段特征，力求动态地、立体地观察宗族组织发展演变的完整过程，如书中所勾勒“宗氏”分化出“小子”，“小子”演变为“亚族”的动态变化，就是揭示商周宗族组织结构的关键要素；再如，本卷考察战国时代传统宗族的解体与个体家庭的发展，也充分运用动态变化的眼光。三是重视地理空间的基础性作用，以免得出的结论成为无根之萍。当下先秦史研究日新月异，借用本卷作者的话，对商周宗亲组织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但本卷的研究方法和关于宗族起源的新见对于宗族史研究有不少有益的启发。

秦汉时期在中国古代社会演进中，具有典型的转折意义。冯尔康先生从领导权和民众基础两方面，指出汉唐间是世族、士族宗族制时代；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秦汉以降出现“变异型宗法社会”。徐扬杰则认为战国两汉时期的特点是“血缘关系的松弛和家族组织的衰落”，该阶段是强宗大族向世家大族转变的历史时期。闫爱民、梁轩合著的《中国宗族通史·秦汉卷》是本系列的第二卷。该卷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秦汉时期的宗族概念与结构、祖先崇拜、宗族权力、宗法与继承制度、宗族的日常生活与秦汉帝王宗室与外戚关系等问题做了较为细致严谨的考察，在力图展现秦汉宗族全部风貌的同时，推陈出新，在很多问题上更新了以往认知，是一部新见迭出之作。该卷将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与“整体史”的角度结合起来，从社会史、日常生活史、文化风俗史等多学科视野，勾勒了秦汉时期宗族的发展状况，秦朝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宗族受到一定程度冲击，但依然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到了汉朝，宗族逐渐发展壮大。西汉时期，豪强大族开始兴起，他们凭借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地方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东汉时期，世家大族进一步发展，形成累世公卿的局面，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田产，而且在政治上掌握着重要权力，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宗室、外戚、豪族是秦汉宗族的重要表现形式，本卷重新审视了一些学界关注已久的旧问题，对秦汉嗣君选择与东汉外戚、豪族等经典议题均作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秦始皇帝嗣君选择问题，关系重大，历来为学者所重点措意。尤其是在《赵正书》公布以后，相关研究日益繁多，争议也越来越大。作者关注到始皇帝的身体健康问题，发现始皇帝在第五次出游中，身体仍较为健康，能够长时间海上航行，并能登山，政务处理也未搁置。只是走到“柏人”时突然病重，从发病到死亡速度极快，属于“猝死”，这才导致未能及时选择储君，以至于身后之事众说纷纭。作者同时从“扶苏”与“胡亥”的姓名出发，指出秦汉时期皇子经常系母姓，胡亥之“胡”很可能是因其母出身西北胡族，故而多无礼之举；扶苏之“扶”很可能出自鲁地，扶氏世传儒学，这是扶苏倾向儒学的重要原因。

西汉高帝年间赵王如意与太子储位之争，是汉初政治史的大事件，相当程度上决定了高帝至文帝朝的政局走向。以往研究主要关注“胜利者”吕后与太子，认为他们背后有吕氏势力与汉初军功集团的支持，而对戚姬与赵王刘如意一方的关注却不多。作者将研究重点转换到戚姬身上，通过对史料的钩沉索隐，仔细论述了先秦至汉初戚氏一族的迁徙过程与定陶戚氏的家族势力，分析戚姬出自定陶戚氏，族风“雄武”，戚氏族人中又有较多人追随高帝起兵；又据《西京杂记》的相关记载，指出戚姬是一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中豪杰”，所以赵王如意有其母之风，故得高帝喜爱。作者最后提出赵王如意背后有定陶戚氏外戚势力的支持，戚氏应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这是刘邦打算易储的重要原因。

刘贺兴废与宣帝继立是影响西汉中期政局的重要变动。学界对刘贺被废的原因已达成一定共识，即昌邑王君臣与霍光的权力之争。刘贺意图摆脱霍光控制，最终失败被废。作者发现刘贺“弄彘斗虎”的爱好是导致其被废的重要原因，刘贺好游乐，有蛮力，作为武帝子孙继承了父祖喜好暴虎格兽、驱车驰骋的爱好，较为英武。而霍光则身材矮小，性格“温和而喜静”。昌邑王刘贺的性格与霍光迥异且不便控制，引发霍光反感。同时，作者敏锐地发现，昌邑王被废之后，汉家风气发生较大转变：从高帝至昭帝，汉家帝王颇有英武之姿，身体“壮大”，喜好游猎；而宣帝以后的君主“柔仁好儒”，再也不复祖宗的雄壮风采。在传统政治史范围外，作者跳出原有政治斗争的视角，从个人性格与心理出发，为刘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外戚群”与“四姓”的概念，是分析东汉豪族集团势力消长与政局演变的关键。学界对东汉外戚的“四姓”群体多有关注，研究成果较为丰厚。作者另辟蹊径，从汉人的天象观念出发，分析“四姓”群体的形成原因。皇室婚姻圈中形成的“天子+四姓”的亲属结构，与天文玄象中“极星+后句四星”的星官布局具有非常相似的结构。考虑到两汉之际“奉天法古”思想之盛，加之东汉光武帝至明帝时期，帝王深受《尚书》学中“天命”观念的影响，这种说法具有较强的合理性，颇助于开阔研究思路。秦汉史素称难治，关键原因在于史料稀缺，尽管“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是治学当秉持的严谨态度，但合理猜想与严密的逻辑推论不失为对传统问题进行突破的进路。正如上文列举的几个问题，前行研究积淀已深，沿袭旧说固然稳妥。但作者力求发覆，对传统问题上下求索，于几无剩义处别开生面。所论言之有理，逻辑清晰，对相关研究的推进大有裨益，也起到启发后来的作用。

作为秦汉宗族史研究的最新力作，作者于前人措意无多处发现疑难，提出新见，还积极“预流”，重视以考古资料为代表的新材料，并善于利用画像石、碑刻等，着力于扩充宗族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如在“‘吕后祓’与西汉皇帝的求嗣祓祭”一节中，作者关注到《史记·吕太后本纪》中：“三月中，吕后祓，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據高后腋”的记载。以往研究对其中“吕后”“高后”前后不同的称呼，并未深究，只是简单认为二者皆指高后吕雉。作者则提出疑问，在《史记》的书写体例中，虽吕后、高后两种称呼经常混用，但在这条材料中二者相隔较近，《史记》中仅此一例，较为奇怪。然后进一步考索史料，指出当时存在两位吕后，一位是吕雉，一位则是吕禄之女，即少帝之后。又据西汉皇室有三月上巳临水祓禊以求子的习俗，指出三月求子之人只可能是少帝之后。此处考证逻辑清晰，形成一道完整的证据链，证实了材料中“吕后”与“高后”确非一人。这处细节更新了人们对汉初宗室成员与皇室宗族日常活动的认识。再如，海昏侯刘贺墓发掘之后，迅速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其中出土有一方“大刘记印”玉印。玉印中的“大刘”字样十分少见，学界对此有较多说法。作者对秦汉宗族观念以及宗室属籍问题较为熟悉，敏锐地注意到“大刘记印”是秦汉宗族史研究的宝贵资料，从礼法与汉代宗室受封方式出发，指出“大刘”应读为“太刘”，意为海昏侯国的始封之君，这也与《海昏侯国除诏书》中的“暴乱废绝之人不宜为太祖”的记载相符，将其与秦汉宗法制度相联系。

本卷立足扎实的细节考证，注重史实重建、历史解释，对秦汉宗族的演进有深厚的理论思考。冯尔康先生将秦汉时期视作秦唐间世族、士族宗族制时代的开端。本卷作者基于实证研究，从长时段视野进一步申论秦汉宗族的定位：“秦汉时期是宗法和宗族制度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它上承先秦典型的分封制下宗法宗族制社会，下启中古社会士族制宗族社会，是一个特别的转型时代，对后世宗族的发展影响深远。”这一定位有助于通贯地把握秦汉宗族在宗族史上承上启下的地位，从宗族的视角丰富了对秦汉社会的理解。秦汉时期，宗室之称，不只限于皇族子弟，也包括外戚。汉人“昆弟”之称包括外亲姻兄弟，民间也存在外孙与外甥为继嗣的传统。作者仔细分析秦汉宗族势力之中母系势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秦汉宗族制度与组织表现出形态多变和多元性的特点，宗族群体既包括父系的宗亲，也部分包含母族与妻族，体现出母系社会转为父系社会时，女性权威在父权社会仍保留了很长时间。秦汉去古未远，宗族仍保留母系社会的一些特点，秦汉宗族有着以父系为主，兼顾母系二元性的“后氏族时代”特性。基于对秦汉宗族形态与制度整体把握而建构的“后氏族时代”理论，是揭示秦汉宗族时代特征的不易之论。“后氏族时代”的理论建构，基于对秦汉宗族形态和制度的整体把握，揭示出秦汉宗族的时代特征，应是不易之论。本卷对秦汉时期宗族发展脉络的系统梳理，清晰展现了宗族在从秦到汉不同政治环境下的发展演变过程，为理解秦汉宗族的历史定位及研究秦汉社会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从士族宗族到门第宗族：魏晋南北朝宗族日常生活图景的展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宗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徐扬杰将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庭组织，定位为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家族制度。冯尔康先生则将士族制与宗族问题的讨论结合起来，以“士族宗族制”这一概念概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发展特征，并将此时的宗族区分为皇族宗族、士族宗族、平民宗族三大类型。常建华先生吸收了冯先生把秦唐间的宗族发展阶段称为“士族宗族制”的观点，又进一步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制度定义为“门第宗族制”。夏炎执笔本系列第三卷《中国宗族通史·魏晋南北朝卷》。本卷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切中时代特征及重大历史问题，开宗明义地确立了以门阀士族为该时期宗族问题核心的研究理路。围绕此核心命题，该卷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在地域、民族、阶层三方面的显著特征，梳理出宗族发展与地理郡望、民族融合、社会阶层流动的交织演进进程。在把握姓氏这一跨越时代的长时段线索基础上，结合丰富的宗族个案，划分出士族、地方宗族、汉化胡人宗族等大类及若干特殊类型。同时，本卷将宗族史研究与政治史、区域社会史的研究接轨，既将宗族视作历史演进的重要构成，又提炼出宗族推动历史发展的独特作用。此外，本卷还着力阐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的日常生活史，围绕生命历程、信仰生活、文化娱乐3个主题，尽可能发掘有限史料，以人为中心勾勒社会生活图景。魏晋南北朝卷脉络清晰，层次分明，聚焦主线与核心在出新的同时，又兼涉多样的历史侧面，清晰而完整地阐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发展史。

该卷以魏晋南北朝时代特征为出发点，突出宗族问题对魏晋南北朝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作者在章节安排以及行文中始终聚焦宗族问题与魏晋南北朝史若干重大问题之间的联系。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替、分合较为频繁，人口大迁徙大流动时有发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局面复杂，士族庶族地位悬殊，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宗族的发展具有其历史特点。作者指出，魏晋南北朝是宗族力量相对发展的时代，对比这一时期皇权的相对低落，宗族获得了更大的政治权力。各个宗族因其政治、文化资源在政权以及社会中占据不同的地位，在士族等级相对固化后，士族高门为维持其优势地位，常常通过自我标榜与内部联姻来维持门第，而相对弱势的士族也希望通过各种政治、文化行动提高门第。

本卷作者对地域社会、民族融合两个创新点的关怀贯穿始终，并将宗族与之紧密结合起来。本卷第一章中作者即强调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族的地域特征及差异表现，而在第五章中，作者则主要利用《三国志》《晋书》的材料切入乡里基层，指明乡里对宗族发展的重要性，归纳出宗族与乡里之间的互存关系，并进一步说明乡里与宗族的互存不仅体现在以乡里品评为代表的政治功能上，还体现在赈济为代表的经济互助上。第五章最后一部分以青齐地区的朱氏家族为例，聚焦“豪强武装纵横之地”的宗族发展情况，颇出新见。与地域社会类似，作者在第一至三章的特征辨析部分就对民族融合影响宗族发展多有强调，在第四章中则专辟一节，讨论带有强烈民族融合色彩的十六国北朝宗族发展，对刘渊建汉至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的脉络梳理中，不仅强调北方宗族面对多民族政权的政治互动，也关注匈奴、鲜卑等民族内部的宗族结构变化及胡汉融合后的新特征。

对于宗族日常生活的勾勒为该卷增色不少，体现出对传统中古宗族史研究的“超越”。日常生活史研究以“人”的生存方式为核心，以重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图景为目标。本卷第六章主要研究内容为宗族中儿童、女性以及老人的日常生活。作者对这一时期宗族内部的生育禁忌、养子为后现象、孩童养育与教育、女性与老人地位等进行了详尽描述，并将大族女性的自主择婚、高门大族女性与丈夫的家庭地位相对平等、“妇妒”、累世同居大宗族中的尊老爱老之风、宗族丧葬活动对士人声望的重要影响等现象与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联系起来。

本卷遵循前辈学者提出的“士族宗族制”理论基础，1继续推进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研究与宗族研究的接轨与交融。宗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内，由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必然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面貌。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作为占据社会资源、政治权力和经济能力的主体阶层，在政治中心和地方乡里广泛存在，对士族与宗族概念的包涵理解，有助于深化对宗族发展史和魏晋南北朝政治社会史的认识。“士族作为当时社会的精英人群，在行为方式与思想观念方面，的确具有重要的时代引领作用，他们也是推动中国的中古时代从魏晋南北朝向隋唐前进的重要社会动力。”作者在本卷各部分引入士族研究的成果并展开讨论，丰富了魏晋南北朝宗族的研究内容。

三、承继与渐变：隋唐五代士族宗族的兴盛与新宗族形态的潜流

隋唐五代时期既包含了士族宗族制发展走向巅峰的阶段，又开启宋以后宗族发展的新阶段。如前所述，冯尔康先生提出魏晋隋唐时期士族宗族占主体地位的观点。常建华先生概括宗族的发展历程包括世族世官宗族制、士族宗族制、科举制下祠堂族长宗族制、近现代社会巨变中的宗族制度四大阶段，认为隋唐五代时期是从士族宗族制走向祠堂族长宗族制的转型阶段。王善军在《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中提出唐宋之际是宗族的变革期，门阀宗族制衰落，以“敬宗收族”为宗旨的宗族制逐渐确立。以上研究对认识隋唐五代宗族的特征、地位，无疑具有奠基作用。但相较于其他时期宗族的研究，对隋唐宗族的探讨显得相对笼统。学者在研究划分中，多将隋唐五代与魏晋时期合并为“魏晋隋唐”，并将隋唐五代宗族视作世家大族宗族制的一环。近年来，关于隋唐宗族的研究也多为某一世家大族的个案研究，尽管个案研究在思考的深入方面有不同程度的推进，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重复工作及视野局限等弊端。

王力平撰著的《中国宗族通史·隋唐五代卷》，系统性呈现了隋唐五代时期宗族社会的复杂面貌及其历史流变。该卷构建了一个涵盖多元宗族类型的分析框架。书中不仅深入剖析了作为特殊政治体的杨隋、李唐皇族如何通过太庙制度、宗正管理及赐姓政策强化统治认同，也梳理了以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河东裴氏、京兆杜氏为代表的传统士族宗族在王朝更迭中的迁徙、重组及房支分化。同时，该卷将目光投向安史之乱后崛起的新兴勋贵宗族，以郭子仪家族为典型样本，解析这些新兴勋贵宗族在安史之乱后迅速成长的表现与处境；探讨了民族融合背景下少数民族的宗族化进程，如独孤浑氏改姓“濮阳杜氏”、鸡田阿跌部落蜕变为鸡田李氏宗族等案例；并利用墓志等石刻材料，努力还原在正史中隐而不显的庶民宗族的组织结构与经济生活。此外，本卷对岭南张氏、蜀中陈氏、江州陈氏等南土宗族盛衰演替的剖析，展现了唐王朝广阔疆域内宗族形态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动态呈现了社会变革中各阶层宗族的调适与转型。与秦汉时期一样，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宗族发展史上又一具有重要承启作用的关键阶段，但二者衔接的宗族发展阶段却截然不同。围绕着“通”与“变”两大要素，本卷从多层面揭示了隋唐五代宗族的特性。

在制度层面，该卷对支撑宗族组织的核心要素进行了深入探究。在家庙制度方面，本卷考证三品以上官员立庙的等级特性、基本形制、立庙程序、祭祀礼仪，阐明家庙作为宗族活动的具体空间也是增强宗族凝聚力的精神象征，其兴废与宗族盛衰直接关联。在谱牒纂修制度方面，深入分析官修谱牒对士族宗族地位升降的干预作用，以及私修谱牒在维系郡望、构建房望关系、凝聚宗族认同方面的社会功用，并对谱牒原貌进行了合理推测。关于祖茔与归葬制度，书中阐明祖茔是构建血缘认同、强化凝聚力的重要文化空间，归葬祖茔是践行宗族伦理与孝道的重要仪式活动。

该卷亦揭示了国家政权与宗族组织之间复杂的互动博弈关系。一方面，国家通过《唐律》维护宗族秩序、倡导褒奖孝悌行为，以及门荫、避讳等制度设计，将宗族伦理纳入国家治理框架；朝廷大力推行旌表制度，对累世同居、孝悌力田的宗族或个体进行表彰，有效引导宗族建设方向并渗透国家价值观于基层。在基层组织层面，乡里政权与宗族组织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冲突的微妙关系，宗族与民间互助组织“社邑”的联系亦在此框架下得到审视。另一方面，国家政权对宗族力量始终保持警惕和防范，隋初对关东豪强的抑制打击，国家与宗族在土地、赋役人口等核心经济资源上的争夺，均体现了双方在政治控制权与经济利益上的深刻矛盾。这种分析跳出了单向控制的简单模式，生动呈现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共生状态。

对于士族宗族维系其社会地位与文化优势的核心机制，本卷聚焦于宗族的经济生活与生产活动以及家学、家法与家礼的制度化实践两方面。在经济角度，本卷指出族产作为宗族的经济基础，其构成包括田宅、庄园别业、奴婢部曲、邸店碾皑等类型，并以敦煌索氏为例展现了地方大宗族产业的经营模式。同时，作者概括了隋唐五代宗族财产共享理念与相互扶助原则、宗族内部经济关系的不平衡及由此产生的分化现象。在文化角度，书中指出，士族普遍高度重视宗族子弟教育，深厚的家学传统是士族宗族长期保持科举优势、实现人才代际传承的关键因素。士族宗族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可普遍遵循的日常规范，体现为丰富的家训、家礼撰述及其在世族宗族中的践行。

该卷还将宗族置于宏大的历史变迁背景下考察，以人口流动为线索勾勒其动态图景。书中分析了隋统一前后文化士族的流动对制度建设的贡献，探讨了唐代前期部分宗族向政治中心的汇聚。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通过人口数据对比，本卷揭示了北方宗族大规模南渡对南、北方宗族的差异化影响和社会阶层的颠覆性变化。通过追踪唐末五代战乱中部分传统北方名族南迁至吴越等地的轨迹，解析了其与宋初两浙新兴望族之间的内在联系。相关分析揭示了动荡的历史进程导致中古以来传统郡姓体系的瓦解，也指出后世新型宗族形态出现的基础。

综观本卷，作者系统整合制度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多维视角，综合运用墓志、碑刻、敦煌文书等出土文献与传世史籍互证，重点提炼家庙、谱牒、祖茔、族产、行第、礼法等核心要素。本卷兼跨南北、交融胡汉、贯通上下的分析框架，深化了对隋唐五代宗族组织结构的认识；对国家政权与宗族组织互动关系的辩证分析，为理解中古国家治理与基层社会提供了重要路径。作者立足隋唐五代社会自身的发展逻辑，将此时期宗族发展轨迹概括为承续期、振兴期、重建期、再整合期四阶段，清晰展现了隋唐五代宗族从隋唐初期承续汉魏到玄宗时期自成风格，再到安史之乱后深刻转型直至唐末孕育新宗族形态雏形的历史进程。

把握士族特性，无疑是理解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宗族特征的关键。但这一漫长阶段内的士族发展轨迹并非一成不变，宗族形态与表现形式也随时而易。士族宗族臻于极盛的同时，平民化的因子也悄然发生，中国宗族即将迎来“民间化”的第二个阶段。

结语：

正如主编常建华先生在总序中所言，“撰写《中国宗族通史》，自然应在‘通’字上下功夫，做到贯通、汇通、会通”，而多卷本通史的写作既要保持统一框架又要避免“削足适履”，“一是注意把握宗族历史的整体性”，“二是强调呈现宗族的不同时空特色”，“三是强调从日常生活的视角看宗族制度”，“四是综合性论述与个案剖析相结合”。从上述对各卷内容与研究特色的评介中，不难发现，尽管不同时段在资料多寡、问题切入及学术积淀等方面各有千秋，但各卷作者基本实践了“多元一体”的撰著追求：立足所处时代宗族发展特色的同时，兼顾时段与区域的整体性，保持宏观总结与微观分析的协调性，突出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的专长和注重日常生活的学术取向。《中国宗族通史》前四卷的研究跨度从先秦到隋唐五代，系统梳理了宋以前漫长历史阶段宗族发展演变的脉络，构建了完整早期宗族史体系，实现了研究时段上的“贯通”。从先秦宗族起源与奠基，历经秦汉变异，到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五代发展变化，各卷紧密相连，展现宗族从产生到逐渐成熟复杂的历史进程。各卷立足不同时期宗族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深入探讨了包括维系宗族存续的经济基础、助力宗族扩展声望的文化实力以及不同政权与宗族组织的互动博弈关系等内容，则做到了研究领域的“汇通”。四卷内容深化了对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多元性与复杂性的认识，为全面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提供新视角与新思路。各卷作者学养深厚，既综合各断代史研究的学术特色，又融会宗族史研究本身的学术理路，在继承前辈经典理论的同时而力求开新，践行了学术观点的“会通”。

相较于既往研究，本书关于宋以前宗族发展历程的认识，有许多结论上的突破。在宗法制度和宗族组织的起源这个重大问题上，本书提出商代未必存在宗法制度及建筑其上的“宗族”组织、周代国家社会的基层单位为规模有限的血亲组织等观点，这些论断极大挑战了学界既有认识。在关于宗族发展阶段分期的认识上，本书将秦汉与隋唐时期分别视为宗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强调秦汉宗族的“后氏族时代”特性，即以父系为主、兼顾母系的二元性；指出隋唐宗族以士族宗族居于主导地位并融合多民族因素，同时又蕴含了平民宗族发展的新趋势。即便在深耕已久、成果丰厚的魏晋南北朝宗族研究方面，本书仍通过关照宗族的区域属性和“人”的日常生活，丰富了该时期宗族面貌的多样图景。

在宗族研究的方法论层面，本书也有几点显著的特色与创新。首先，研究所利用资料类型多样。从事宋以前的历史研究，不可避免地面临史料稀缺的困难。具体到宗族研究，史料的分散程度和解读难度，对研究者而言更是巨大挑战。本书作者所用资料并不局限于研治古史习见的正史等传世文献，另外包括甲骨、金文、简帛、碑志、敦煌文书、诗文笔记，凡有裨益的史料皆被重点吸取。除了文字资料，画像石、壁画等图像资料多有对宗族活动的呈现与记录，也成为本书作者善加利用的史料。如秦汉卷，作者通过广泛搜集画像石资料，并结合《四民月令》，梳理汉人宗族活动；又根据《熊君碑》的记载，巧妙解读熊氏宗族与蜀汉关系。这些都是综合利用史料进行早期宗族研究的典范。其次，研究方法兼收多学科优长。在坚持文献考辨、史学考证优势的同时，本书作者综合利用考古学、地理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全面研究宋以前宗族发展的相关问题。如先秦卷，作者格外重视地理空间的基础性作用，规避了以往对族氏结构、形态的研究因忽视地理考证带来的认知偏差。最后，研究思路上强调“互动”，包括宗族组织与国家政权之间的互动、宗族发展与地域社会的互动、宗族与宗族之间的互动、宗族内部权力层级或宗族成员之间的互动。本书将宗族视为由人构成的组织，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带动“活”的宗族史研究。总之，八卷本《中国宗族通史》关于宋以前宗族的研究，通过追踪新资料、转换新视角和建立新范式，为后续宗族史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

不可否认，因分工撰作，各卷在衔接流畅性上稍显滞涩；囿于史料，不同时段及各地域宗族研究的平衡性似可优化；部分问题的展开，亦有意犹未尽之感。但是，作为一部体大思精的通史著作，其贡献不仅在于构建了连贯的历史叙事，更在于以扎实的研究内容、深刻的学术见解，示范了“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并重”的研究方法。八卷本《中国宗族通史》推动了中国宗族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标志着宗族史研究进入新阶段，具有突出的“承继与垂范”的学术意义。

                                                                                                                      本文 转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