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勤：中国古典学的建设路径与学术开拓——以北京大学中国古典学平台为例

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的中国古典学，是21世纪初才兴起的。毋庸讳言，其产生和得名与西方学界历史悠久的古典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可以说，这个概念是将西方的古典学观念、方法嫁接到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产物。因此，要讨论中国古典学的学科性质和建设路径，首先要对西方的古典学传统和中国学者的理解进行梳理。

西方的古典学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科，如果从亚历山大里亚时代对希腊文献的系统整理算起，至少有2000年的历史。其学科名称在英语中又有“Classical Scholarship”与“Classical Philology”等不同的说法。前者如1903年至1908年期间英国学者J.E.桑兹（J.E. Sandys）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巨著A 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后者有美国学者H.T.佩克（H. T. Peck）1911年于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的A History of Classical Philology。从学术史角度而论，二者均可指古典学。如S.雷纳克（S. Reinach）在《古典学手册》中就认为古典学（Classical Philology）是“关乎古人，特别是罗马人与希腊人文化生活的学科”。J. E.桑兹在《西方古典学术史》中也认为古典学（Classical Scholarship）是“对希腊、罗马的语言、文学与艺术，以及所有教育我人关乎人之本性与历史的准确研究”。H. T. 佩克更是认为古典学（Classical Philology）除语言学外，还包括铭文学、古文字学、钱币学、校勘、哲学以及考古与宗教。这些观点都将“Classical Scholarship”与“Classical Philology”视为古典学，强调二者的共通之处（虽然各家对古典学所含学科之类别、多寡方面小有区别），且对之多持比较宽泛的理解，即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学科。

但是，西方也有学者认为，古典学主要是对古希腊、罗马文献进行文本还原和阐释的学科，并不是包罗万象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研究。如德国学者普法伊费尔对古典学（Classical Scholarship）的理解即如斯，他将“Scholarship”定义为“理解、阐释与恢复文献传统之术”。这当然是基于古典学的学术传统而言的相对狭义的古典学，因为自公元前8世纪至18世纪，古典学主要是指以学习和通晓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基础，以研读和整理古希腊拉丁文献、阐发其大意为目的的学问。18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古典教育成为西方人文教育的核心，古典学才逐渐发展为以多学科的视野和方法全面而深入研究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现代学科。

因此，中国学者对西方古典学的理解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大多数学者从广义上理解“Classical Scholarship”和“Classical Philology”，均将之译为西方古典学。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将二者尤其是“Classical Philology”理解为主要针对古希腊罗马文献本身进行研究的学问，且译为“历史语言学”“古典语文学”或“古典文献学”。如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接受了19世纪末欧洲与文学训练的傅斯年在“中研院”发起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的语言研究就是指“语言学”与“文字［文学、文献］研究”结合起来的“语文学”（Philology），这一研究方法明显是受了当时欧洲历史语言学的影响。而且，傅斯年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对“史语所”的规划和引进“语文学”的方法，推动中国学术研究的进步起过重大作用。近来，有些学者将“Classical Philology”直译为“古典语文学”。如丰卫平就将德国学者克拉夫特（Peter Krafft）的古典学研究入门著作Orientierung Klassische Philologie译为《古典语文学常谈》。沈卫荣也将“Philology”译为“语文学”，且云：“语文学是一门十分古老和深邃的学问，它起源于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而作为一门以批评的精神，借助语言学、古文字学、抄本（手稿）学、文本对勘等科学手段来正确设定和解读文本，特别是解读《圣经》等宗教文本为目的的近代语文学，它的兴起是近代人文学科赖以突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建立起各自独立、规范和科学的学术领域的基础和标志。”张巍的《西方古典学研究入门》一书所介绍的西方古典学也主要是古典语文学，尤以传世古典文献的解读和研究而展开，他也认为：“组成古典学术的四大研究方向（古典语文学、古代史、古代哲学和古典考古学）当中，古典语文学乃是基础，而传世古典文献的解读和研究又是基础中的基础。” 张强则基于鲁道夫·普法伊费尔对古典学的理解，认为“‘Classical Scholarship’或‘Classical Philology’的所指或可与中文语境中的‘古典文献学’相比对，或可译作‘西方古典文献学’以强调‘希腊、罗马的’这一属性”。

由于西方学界对古典学的认识本来就因时代变迁、广狭之别，存在歧见，这也导致国内学界对中国古典学的理解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较早明确提出“中国古典学”学科概念的中国学者，是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裘锡圭先生。21世纪初，裘锡圭先生发表了《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裘先生将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的研究工作称作中国古典学的第一次重建，而21世纪初，则可算作中国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后来裘先生调往复旦大学工作，他在接受戴燕的访谈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古典学不必像西方古典学范围那么广，不用把上古思想史、社会史、历史研究等包括进去，主要研究作为我们文明源头的那些上古典籍，重点在先秦与部分两汉典籍，要研究这些书的形成过程、资料来源、体例、真伪年代、作者、流传过程，流传过程里的变化、地域性等。相对来说，刘钊、陈家宁对中国古典学的理解稍宽泛一些，他们认为，中国古典学是研究汉代以前（包括汉代）中国古代文明的学问，传统上的经学、古史学和先秦诸子学实际上就是中国古典学的前身。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国学、经学实际上就是中国古典学，或者可以用中国古典学来推动原来的国学研究。2010年9月3日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昌阁举行的“国学学科建设系列访谈”活动中，主持人朱汉民及林庆彰、姜广辉、李清良、吴仰湘、邓洪波等６位学者都认为：一方面，由于“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为学术基础，这是一门从学术范式到知识构架、学理依据均不同于现有的文学、历史、哲学学科的独立学科，这是“中国古典学”得以确立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国学”概念仅仅能够为中国人自己使用，西方人则只能使用汉学，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国学”，“国学”就具有了文化共享、知识共用的现代学科的要求，并能兼容国学、汉学，为中外学者所通用，这是国学能够具有现代学术视野并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外在条件。所以，他们共同提出，应以“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原来的“国学”，以推进“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学科建设。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学者也充分认识到由国学而发展为中国古典学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如沈卫荣认为，中国的国学本来就应该是中国古典学，将“国学”研究转变为“中国古典学”研究，应当是中国高等院校国学研究机构的一个有良好前景的发展方向。在现有国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构建一个具有明显中国传统学术特色的中国古典学学科，以推动国学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大幅度提升中国古典研究的学术性和学术质量，改变以“西方古典学”为主导的世界古典学的面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条势在必行的正确道路。吴洋与刘欣如合撰的《从传统走向未来：中国古典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一文也认为，让“国学”成长为一个学科，将更加有利于“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更加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更加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中国古典学是以中国古代经典与文明为核心，以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回归文本、理解文献、从本体论角度阐释中华文明庞大且精致的体系。将“国学”发展为“中国古典学”，实际上是将中国传统的学术概念进一步学理化、学科化，以期为具有明显跨学科特点的古代中国研究在现有学科体制内找到一个归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世界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思路、新技术，形成真正符合中国自身学术发展规律的学术概念与体系。

而在学科建设上，真正将中国古典学与传统国学结合得较好且取得实际进展的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17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就挂牌成立了古典学学院，并举行了古典学学科建设咨询会。2019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与冯其庸学术馆共同举办了“文献·文本·文字：中西古典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学术研讨会。2020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十五周年，又举办了“国学——古典学学科建设”研讨会暨首届“古代知识与文明的产生与传播”学术研讨会。2022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办了“中国古典学的问题与方法”研讨会。2023年9月，以杨庆中院长为负责人的国学院团队以“中国古典学专业本硕博贯通培养改革探索”为题，申报2023年度中国人民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并成功获批。2023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支持国学院向教育部申报成立“中国古典学”本科专业，并于2024年4月成功获批并进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4年）》。2024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经过反复论证，修订完成了中国古典学本科专业的培养方案。2024年9月，中国古典学第一批本科生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学习。

在近年来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的大潮中，北京大学不仅起步较早，而且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前文已述，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的“中国古典学”的最早的提出者，是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古文献专业教授的裘锡圭先生。2001年，裘先生就在《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2辑上，发表了《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一文，为此后学界关于中国古典学建设的讨论正式拉开了序幕。

从2010年开始，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又开设了“古典语文学”项目，简称“古典班”，项目负责人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李四龙教授。该项目的定位是培养北京大学人文基础学科的本科拔尖人才，希望在本科阶段强化对古代经典和古典语言的学习。其中，中文系参加“古典语文学项目”的学生重在研究中国古文字学、古典文献学、古典文学。2010年6月，该项目在一年级新生中举行招生面试，并在当年9月公布古典班首个教学计划，即2010年版教学计划。而在第一届21位学生中，14位选择了中国古代经典方向，他们的学业兴趣范围，从上古一直到清代。2021年，由于北京大学文史哲三系全部进入了教育部拔尖人才计划，古典语文学项目遂将中国古典学方向凝练为两个研究班，“先秦两汉经典传习班”和“敦煌与中外文明研究班”，这就把中国古典研究的对应时段压缩到先秦两汉，而把此后对先秦两汉经典的研究纳入“解释学”范畴。

而北京大学真正着手建设中国古典学这一学科，亦始于十年前。

2015年11月，北京大学的傅刚教授、潘建国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马辛民编审与本人一起赴日进行学术交流，与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访问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刘玉才教授聚谈，有感于日本古典学对中国古典学的借鉴意义，共同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古典研究会。回到北大之后，这几位学者和本人又组建了北京大学东亚古典学工作坊，与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古籍善本部建立起广泛联系，开始对东亚汉文化圈中流传的以汉籍为主的古典文献进行深入研究。

2017年，为了落实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方案中的“人文综合交叉与能力提升学科建设方案”，北京大学人文学部着重建设“古典学研究”跨学科平台。而“古典学研究”跨学科平台又设置了《中国古典学论纲》《西方古典学论纲》《古代东方文明研究论纲》和《中国古代礼乐文明与社会转型》4个项目组。其中的《中国古典学论纲》项目组，由本人牵头，联合中文、历史、哲学、考古、外语学院的14位专家，借鉴西方古典学研究的理论和经验，结合中国古典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古典学术研究的传统，从不同角度、多层次对“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和体系建立进行理论探讨。该项目研究的内容和拟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1.“中国古典学”的学科性质与研究范围：主要探讨何为“古典”“经典”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经典著作、历史经典著作、文学经典著作、艺术经典著作、语言学经典著作乃至文献学经典著作，如何纳入“古典学”研究视野。

2.中国古典文献著作的文本释读和研究：包括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两个部分，如何用古典学的方法，分别对之进行文本释读和研究，着重探讨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能互证的关系，力图厘清“中国古典学”意义上的文本释读，与“古代汉语”学科对中国古代文献的语言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3.传统人文思想经典著作的思想阐释和研究：对儒家十三经、道佛经典文献，如何运用古典学的方法，分别对之进行文本分析与思想阐释，力图厘清与中国“经学史”“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之间的关系。

4.古典文学经典作品（含作品集）的分析和研究：对各历史时期、各种文体的古典文学经典作品（含作品集），用古典学的方法，对其文本形式、文学意蕴、艺术表现及历史影响，进行分析和研究，探讨其经典化的因素和过程，厘清与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之间的关系。

5.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文献学研究：对中国古代经、史、子、集各部经典著作的编撰、结集、传抄、版刻、流播及在海外之影响，进行全面的规律性的探讨，厘清“古典学”视野中的文献学与 “古文献”学科之间的关系。

6.出土文物与古代艺术品的古典学考察：充分运用考古出土文物和传世的古代艺术作品，结合传世文献与历史记载，研究古代典章制度、礼乐文明和社会风貌，使中国古典学研究呈现出即视感与现场感。

7.“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关系：在与“西方古典学”的比较中，确立 “中国古典学”的中国特色，逐步形成“中国古典学”的学科体系。

8.“中国古典学”与传统文化优秀价值观的弘扬之关系：将“中国古典学”学术研究成果，及时反馈社会，渗透在大中小学经典诵读、经典精读课程教学过程中，研究“中国古典学”能力的分段培养、分级测试等普及与推广问题。

北京大学人文学部《中国古典学论纲》项目组的成立和研究课题的开展，对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首先，这是国内学界首次对“中国古典学”涉及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学科特点，有组织进行的全面的立体的研究；其次，这个项目组是跨院系、多学科的学者，集体联合攻关，形成理论合力，构建中国古典学的学科体系；再次，此项目组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切实有效的比较分析为手段，梳理 “中国古典学”与中国传统学术及相关现代学科之关系；而且，此项目组所设定的研究成果，既有宏观的理论思考，又有细致而微的实证分析，旨在最终形成一部具有学科奠基意义的通论与专题相结合的理论专著——《中国古典学论纲》。该项目于2018年4月，正式获得北京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相关课题的研究正在有序开展中。

为了推动“中国古典学”学科的发展，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了“北京大学古典学国际研讨会——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和文献研究的古典学视野”。会议如期于2017年11月18、19日召开，百余位海内外学者齐聚北京大学，结合自身学术成果，分别从中国古代语言、文学或文献研究的角度，讨论了“基于中国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语言文字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结集与文本经典化过程研究”“中国传统经典文献的形成、诠释、衍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考古、哲学、艺术等学科与中国古典学之关系的思考”“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及与西方古典学之比较”等问题，对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进行比较全面的阐释。会议的成功召开，大大推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学”的学科建设及北京大学人文学部的“古典学”平台建设，使北京大学的古典学研究迈向新的高度，为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借鉴，极大促进中西方古典学交流与融合，对学界进一步厘清其学术范畴、研究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后，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又分别委托历史系和哲学系举办了第二届、第三届“北京大学古典学国际研讨会”，而以中国古典学为主题的“第四届北京大学古典学国际研讨会——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古典学”也将于2025年11月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承办，会议拟讨论的主题更为广泛也更为深入：“中国古典学的知识体系与方法”“经部之学的进路及经学专题研究”“史部之学的进路及史学专题研究”“子部之学的进路及子学专题研究”“集部之学的进路及文学专题研究”“传统小学的现代转型与经典诠释”“数字人文视野下的中国古典学”。

另外，北京大学人文学部还致力打造了中国古典学的学术发表平台，委托北京大学中文系创办了《中国古典学》集刊。该刊为综合性学术刊物，旨在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古典人文精神，坚持求真务实、守正出新的学术传统，推动中国古典学的发展。该刊主要登载以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为考察对象的语言、文学和文献研究的论文，各学科的专题研究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并重，同时也欢迎对中国古典学学科进行理论思考的论文。该刊自2020年5月正式创刊以来，已经由中华书局（前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从第四卷始）相继出版了七卷，发表了海内外学者精心撰写的150多篇专题论文，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为了建设“新文科”和创建“双一流”，北京大学中文系从2017年开始，打破学科之间壁垒，整合相关教研室的科研力量，组建了“中国古典学”“现代思想与文学”“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研究”3个学科建设平台。其中，“中国古典学”平台的设立，对探索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的意义尤其重大。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学”学科平台的设立，是基于对“中国古典学”学科的独特理解。

我们认为，“西方古典学”以古典语文学为基础和核心，涉及3个领域的研究：

一是古典语言学，对其语法、词汇、方言、格律等方面进行研究；

二是古典文献学，包括对文本的校勘、辨析，及创作年代、作者身份等的考据；

三是文学作品的修辞学和阐释学，即对荷马史诗等文学和人文经典进行艺术分析和思想诠释。

“中国古典学”，亦应立足于研究中国古代人文经典作品，我们强调由古典语文切入，以文本考察为核心，其研究内容应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中国古典语文学，对中国古代人文经典著作中的文字、音韵、训诂、语法、格律等各方面内容进行系统研究；

二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对中国古代人文经典著作进行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的研究；

三是中国古典文学，主要是对古代文学经典作品进行艺术分析与思想阐释。

此外，古典学术史、古典艺术史作为古典思想和艺术的呈现，也是“中国古典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学术研究力量的整合和学术视野的交叉，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的基本理念。为此，“中国古典学”平台对内整合，将原来分散于古代汉语、古文字、古代文学、古文献等教研室和文艺理论教室古代文论方向的学者组织起来，以专题“学术工作坊”的形式，对如下一些具有跨学科特点的重大疑难课题，开展了综合研究：

1.“北京大学出土文献整理与文本释读工作坊”，此工作坊的研究人员主要由古代汉语教研室、古文字教研室、古文献研究室、古代文学教研室具有深厚学养和相近学术志趣的老师组成。

2.“先秦两汉经典文献的形态与流传过程研究工作坊”，此工作坊的研究人员组成也由古代汉语教研室、古文字教研室、古文献研究室、古代文学教研室具有深厚学养和相近学术志趣的老师组成，主要对先秦两汉文学、历史、思想著作的形成、形态演变和传抄流播过程，进行综合研究。

3.“中国古代汉语音义关系研究工作坊”，此工作坊的研究人员以古代汉语教研室、古文字教研室、语言学教研室和语言学实验室的老师为主，对中国古代汉语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4.“中国古代汉语音韵与古典诗歌韵律形态结合研究工作坊”，此工作坊的研究人员主要由古代汉语教研室音韵学专业、古文字教研室和古代文学教研室古代诗歌研究方向的老师组成，将中国古代汉语音韵发展史、韵书研究与中国古代诗歌体格、韵律的发展演变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攻克因两方面各自为战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5.“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经典著作的现代阐释工作坊”，此工作坊由古代汉语教研室、古代文学教研室、古代文献教研室、文艺理论教研室、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比较文学教研室的部分老师组成，主要研究和阐释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经典著作中所蕴含思想的现代意义，为当今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建构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历史依据和思想养分。

6.“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结集与流传研究工作坊”，此工作坊主要由古代文学教研室、古代文献教研室和文艺理论教研室古文论方向部分老师组成，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集的历史形态、结撰成集和传抄、版刻、著录、流传等问题。

7.“东亚汉籍流传与影响研究工作坊”，此工作坊主要由古代文学教研室、古代文献教研室、高校古委会、比较文学教研室的一些老师组成，主要对流传于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的中国古代文献进行全面调查和专题研究，并与国内相关文献进行比较，挖掘其文献价值，阐述其文化交流史意义。

8.“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与现当代文学创作关系研究工作坊”，此工作坊主要由古代文学教研室、现当代文学教研室部分老师组成，旨在研究现当代作家对古代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9.“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与民间文学、民俗文化关系研究工作坊”，此工作坊主要由古代文学教研室、民间文学教研室部分老师组成，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雅”“俗”之间互相影响和转化的关系。

10.“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研究工作坊”，此工作坊主要由古代文学教研室、民间文学教研室、文艺理论教研室的部分老师组成，集中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剧、民间说唱等叙事文学作品的艺术形态和表达方式。

近期，这些学术工作坊又在教育部优先支持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冲击世界顶尖学科研究项目“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反思及其现代化”的支持下，凝练成若干更为专精的重大课题，如“周秦汉经典文献的形成与传播研究”“简帛古书与传世文献关联辑证与研究”“中国古代文体的形成与演变研究”“近古诗文的精读、会通与经典化研究”“近代文学与中华文明的古今之变”“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经典再发现”“基于中国文论传统和现实经验的文学理论体系建设”“海外汉籍与海外汉学研究”“数字化时代古籍整理与研究的转型”等，且正在源源不断产出具有跨学科意义的学术成果。

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古典学”平台除了在组织科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产生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为校系层面的人才培养工作也开创了新局面：

首先，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古典学”平台，根据“中国古典学”的学科特点，既针对一般的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感兴趣者，开设一些中国文化概论课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欣赏课；也针对一些对中国古代人文经典著作有深入了解和细致研读需求的学生，开设一系列的中国古代重要历史著作、重要思想著作、文学经典著作的专题精读课。

其次，还为校内其他院系“涉古”专业（如历史系的古代史专业、哲学系的古代哲学专业、考古文博学院、艺术学院的中国古代艺术史专业、法学院的古代法制史专业、新闻传播学院的古代新闻传播史专业、信息与管理学院的古代图书文献专业、医学院的古代医药专业等）的本科生、研究生开设有针对性的古典语文学课程，提高他们阅读、研究古代文献的能力。

再次，在教学力量充足的情况下，还拟举办面向校外学生甚至海外留学生的“中国古典学”夏令营、暑期学校和学术训练营，面向海内外青年学者的“中国古典学”专题研修班。

总之，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古典学”平台，兼顾系内外，外联内合，不仅突破近代学科分类，帮助学者拓展学术视野、思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更直接、有效地解决古典问题，助力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而且专业训练与普及推广齐头并进，能够促进全民古典学修养的提高、人文精神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