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结构现实主义视角下的马其顿战争与罗马霸权建立

罗马与马其顿王国之间爆发了四次战争，双方的冲突始于公元前214年，终于公元前148年。双方的军事冲突、外交博弈发生于东地中海特定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下。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帝国的解体宣告了东地中海单极格局的结束。后亚历山大时代的东地中海地区历经长达50年的继承者动乱，直至公元前276年，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的三足鼎立模式最终固定下来。与此同时，埃托利亚（Aetolian League）、亚该亚（Aegean League）两同盟在大国博弈中求生存，成为影响区域局势平衡的重要力量，与三大希腊化王国共同构建了东地中海世界的多极地缘政治新格局。在东地中海占据主导地位的三大希腊化王国各有其国家发展的节律与特点。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基于北有马其顿、东临塞琉古的地缘格局，极易陷入冲突之中。公元前274—前170年间的六次叙利亚战争极大地消耗了托勒密王国的国力。公元前207年的内部动乱、公元前204年托勒密四世的早亡致使其国运衰颓，托勒密王国承受着来自马其顿与塞琉古王国的双重压力。塞琉古王国早期不断扩张，控制了从弗里吉亚（Phrygia）到印度河的广大区域。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古王国因前期的过度扩张，其控制力无法辐射广大领土范围，致使巴克特里亚、帕提亚、帕加马、波斯等地不断脱离，逐步呈现了战略收缩态势。面对边境各大政治势力的挑动与挤压，塞琉古王国只能采取稳中心、弃周边之战略，走上了无限切割边缘区域的求存之路。根据波顿的观点，马其顿王国既不是受制于王权统治的专制国家，也不是希腊城邦式共和邦联，而是二者的混合体。马其顿王国在对外政策上的恰当决策，如联合塞琉古王国对抗埃及、借助希腊同盟战争（公元前220—前217）对抗死敌埃托利亚联盟等，为其赢得了发展机遇。三大希腊化王国互相争斗、战争频发。尽管吞并他国、建立霸权的野心一直存在，但三国之中没有任何一方强大到足以征服另外两者。多极国家体系为地区内的二流国家甚至更小的国家或联盟提供了生存空间，他们通过对抗三大希腊化王国以保持独立。埃托利亚同盟（公元前4世纪—前188）、亚该亚同盟（公元前280—前146）虽势力相对弱小，但作为重要的国家单元，其外交与军事决策亦会影响地区格局的稳定。面对大国间冲突，两大城邦联盟经常转换立场。正如李维对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前希腊诸城邦民众心态的描述：如果他们能够自由选择自身的立场，他们不会去推翻某强势一方从而使另一方力量加强，而是希望维持双方微妙的均衡之势，以达到长久维持和平的目的。这些城邦作为左右局势的重要砝码，将会因为其所处的有利地位而得到地区内大国的保护。

在东地中海的特定地缘结构中，各个国家功能相似、核心诉求趋同、差异只见诸于个体能力之强弱。基于发展自卫手段、缓解生存忧虑的考量，国家的动机就是实现自我保护。“关心自我”是无政府状态下国际事务的律令。这些特征准确而恰当地反映了后亚历山大时代东地中海的现实局势。国际结构可以依据参与者数量的不同被划分为单极、两极、多极三种情况。在多极系统中，国家间联盟的变化是均势的调整手段，系统的灵活性也得以增强。多极系统中的强国足够多，使得任何一国都无法清晰而固定地区分盟友和对手；但强国却又不足够多，使得任何一国的变节所造成的影响都举足轻重。依据上述划分方法，我们可以说，公元前3世纪的东地中海形成了“三国两同盟”的多极国际体系。

面对一个军事化的无政府多极地缘格局，罗马是如何逐步介入东地中海世界、继而与马其顿王国发生持久冲突的？在埃克斯坦看来，公元前207年的上埃及叛乱敲响了托勒密王朝衰落的丧钟，而公元前204年托勒密王朝的加速崩塌直接导致了东地中海多极格局下内部权力的再分配。事实上，托勒密王朝的崩溃破坏了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体系内的另外两个主导国家，即腓力五世统治下的安提戈涅马其顿王国及安条克三世治下的塞琉古王国开始加速扩张。另一个结果便是，在公元前201年或前200年的冬季，希腊各城邦至少派出了4位使者前往罗马，寻求罗马的干预与帮助，寄希望于在罗马的帮助下解决此次“权力过渡危机”。罗马史学家蒙森认为罗马对希腊世界的深度介入是对东地中海区域系统性危机的回应，也是罗马人在该地区建立军事与政治霸权的开始。罗马人与该体系内的强权国家马其顿王国首先发生冲突，双方间的战争持续了七十余年。在一个因地中海而联通为一体的世界中，罗马与马其顿王国构成了该地缘单位内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揭示了二者在地缘上的相近性与关联性。这种关联性首先体现在了亚得里亚海东岸的伊利里亚地区，这是双方利益与势力的交错地带，最终成为双方爆发冲突的前沿阵地。

公元前229年，伊利里亚王国以海盗行为袭击罗马商船、威胁罗马商人安全。罗马以保护商船之名义，派出海军与伊利里亚军队作战，并取得胜利。罗马与伊利里亚摄政女王提优塔（Teuta）缔结和约，获取了对方支付的贡赋，得到了伊利里亚航队不会越过利苏斯进行航行、解除航船武装等承诺。罗马既保障了己方商队安全，也照顾了埃托利亚与亚该亚联盟的安全关切。借此，罗马与希腊诸城邦建立了更为密切的交往，当年便派遣使节出访科林斯和雅典，并受邀参加科林斯地峡竞赛。

罗马与希腊世界的良好交往并未持久，对于伊利里亚地区控制权的争夺激化了罗马与马其顿王国的矛盾。在获悉罗马于公元前217年于特拉西梅诺湖会战中败于汉尼拔后，马其顿王国国王腓力五世（Philip V, 公元前220—前179年在位）在法罗斯统治者德米特里（Demetrius of Pharos, 公元前222—前219年在位）的鼓动下，暂停与埃托利亚同盟的战争，集中力量专攻伊利里亚地区，与罗马争夺伊利里亚、意大利以及世界霸权。马其顿王国于公元前215年与迦太基结盟，转年正式与罗马宣战，历时十年的第一次马其顿战争爆发。此时的罗马正在与汉尼拔激战，承受双线作战压力的罗马与马其顿难分胜负。公元前212年罗马利用希腊内部矛盾，赢得了埃托利亚同盟的支持，组成了反腓力五世同盟，有利地牵制了腓力的兵力，使他不敢贸然远征意大利。公元前205年，罗马与马其顿缔结和约。双方约定休战、划分势力范围，各自盟国与友邦的控制权皆在条约之内有所规定。马其顿王国在伊利里亚及亚得里亚海的扩张得到遏制，腓力五世只能转向东方，在爱琴海建造一支强大的海上舰队，为攻击罗德岛做充分的战事准备。公元前205年，腓力五世与埃托利亚同盟、斯巴达海盗结盟挑起了针对罗德岛的克里特战争（公元前205—前200年），以海上劫掠与战争的双重方式动摇罗德岛对爱琴海的控制权。随着战争的持续扩展，罗德岛与帕加马派出使节前往罗马求援。元老院表示将对亚洲事务给予关切，派出三位特使前往埃及拜见国王托勒密，告知其罗马对迦太基的征服，感谢埃及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遵守了与罗马的约定；并提醒埃及，如若罗马与腓力五世不得已开战，请埃及人继续保持对罗马的亲善姿态。6公元前201年罗马击败了迦太基，彻底主导了西地中海的政治格局，开始全力介入马其顿与希腊诸城邦之矛盾。为回应盟友帕加马、罗德岛的安全要求，罗马遣使要求马其顿从希腊诸城邦撤军、并与罗德岛和帕加马协商战争赔款事宜，否认罗马将会向马其顿宣战。7腓力五世拒绝了罗马的要求，下令再度入侵雅典。公元前200年，罗马大举入侵马其顿王国在伊利里亚地区的势力范围，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正式爆发。公元前197年，罗马在库诺斯克法莱战役（Battle of Cynoscephalae）中击败腓力五世大军，翌年双方签订和平协议，围绕协议的制定、谈判、博弈过程十分复杂，波利比乌斯与李维均对此进行了详尽记录，最终罗马迫使腓力五世从先前占领的希腊城镇中撤军、归还罗马战俘、交出战舰、支付共计1000塔兰特的战争赔款。马其顿王国彻底失去对希腊诸城邦的控制权。率军抵抗腓力五世的执政官弗拉米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公元前228—前173）在科林斯地峡运动上宣布希腊城市获得自由、希腊人无需缴纳贡赋、享受先祖之律法、且罗马不驻军。实际上，罗马仍在科林斯、哈尔基斯、德米特里亚斯等战略要地驻军。直至公元前194年，罗马联合亚该亚同盟、帕加马、罗德岛以及马其顿王国击败斯巴达之后，罗马的驻军才从上述地区全部撤出。

回顾前两次马其顿战争，罗马与马其顿王国分别作为域外与域内的强权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发生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相较于塞琉古王国，罗马与马其顿王国的战争最先爆发、持续时间最久。究其原因在于双方地缘上的“相近性”，马其顿王国与罗马在伊利里亚地区有着共同的利益关切、均呈现了扩张性的对外策略，也因此成为彼此维护与扩大域外利益的重大威胁。马其顿王国和罗马之间的战争结果具备改变东地中海均势格局的影响力，二者间的战争呈现了阶段性与曲折性，但在未能彻底解决“权力过渡危机”之前，双方的冲突只能暂时休止，不会彻底结束。

只有在组织原则发生改变，以及主要行为体的数量随之变化的情况下，无政府系统才会发生转型。虽然在两次马其顿战争中取胜，罗马却并未灭亡马其顿王国。作为东地中海的强权国家，马其顿王国被罗马要求赔款、削减军备、收缩势力范围，但其国家主体被保留了下来，使之仍然保有了在未来寻求独立、对希腊城邦施加影响力乃至反击罗马的潜力。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爆发前，东地中海国际体系内的参与国数量并未发生变化，多极化的无政府政治状态得到了延续，因此，国家间的自动和谐并不存在。无政府状态主导下的国际社会中充满了恐惧、猜疑、现实威胁及客观利益冲突，上述要素给体系内的参与国制造了压力，迫使它们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采取富有侵略性的国家行为。罗马与马其顿王国均要争取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主导地位，这是双方矛盾的根源。国家间战争的爆发是该区域内的常规状态，这也是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爆发的结构性原因。立足于当时的国际体系结构，我们需要回归特定的历史语境，分析推动这场战争爆发的具体原因。

在第二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罗马人与马其顿王国所签订的和平协议旨在“肢解”马其顿的力量、将之限定在“传统”区域内，从而破坏其与希腊诸城邦的各种联系，阻止其在区域内施展影响力。而之所以保留马其顿国家主体，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给出了原因。他认为如果消灭了马其顿王国、摧毁了其统治，那么希腊人将会直面来自巴尔干半岛北部的色雷斯和高卢人的残酷冲击。此外，不灭绝马其顿王国也是罗马对东地中海政治现状进行全局考量的结果。面临塞琉古王国对爱琴海区域的深度介入以及其与马其顿王国结盟的潜在可能，罗马倾向于与马其顿缔结一项“合理”的协议，而非执着于灭亡马其顿。事实上，罗马的这一战略决策反映了多极格局下均势体系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罗马的对外政策谋求扩大自身力量、削弱敌对方，但手段不能太过激进，从而引起域内其他国家的过度恐惧，推动其他国家的反向联合，使之成为潜在的抗衡集团，最终破坏均势状态。所以，罗马保留被打败的马其顿王国是其对埃托利亚同盟和塞琉古王国谋求在希腊及小亚细亚地区潜在优势地位的自动反应。

在拉科尼亚战争（Laconian War, 公元前195年）、安条克战争（Roma-Syrian War, 公元前192—前188），以及埃托利亚战争（Aetolian War, 公元前191—前189）中，马其顿王国作为罗马的盟友，联合罗马分别对抗斯巴达、塞琉古王国以及埃托利亚同盟。然而，罗马与马其顿王国之间始终充斥着怀疑、防备与敌意，有学者认为公元前179年至前172年间两国维持着一种冷酷的友谊关系。当罗马击败了斯巴达、塞琉古王国、埃托利亚同盟——这些可以制衡马其顿王国的力量后，东地中海的多极结构已开始解体。罗马与马其顿王国成为影响希腊地区均势体系的唯二国家，且双方实力不均等，无法形成新的制衡与相对稳定状态，冲突与战争的爆发几乎是必然的，双方的矛盾随着珀尔修斯继位而进一步激化。

腓力五世于公元前179年去世，其子珀尔修斯（Perseus，公元前179—前168年在位）继位，他的一系列举动致力于扩张领土版图、恢复马其顿王国的声望、拓展其在希腊诸城邦中的影响力。据李维所载，马其顿王国在其东北方的色雷斯地区不断扩展领土，逐步控制了奈斯托斯河以东的诸多村镇与堡垒，这越过了公元前196年合约中所规定的马其顿“传统”边界。马其顿王国的势力还向希腊半岛南部扩展，他们攻占了色萨利北部的多洛皮亚地区，这突破了罗马在公元前185年重申的马其顿所应遵守的“古代疆域”。此外，珀尔修斯与塞琉古王国联姻，以此摆脱腓力五世时期马其顿王国被周围诸国家、城邦孤立的处境。他将女儿嫁给罗马友邦帕加马王国的敌人——比提尼亚国王。珀尔修斯在马其顿国内渲染反罗马的氛围，并以收回失去领土、将人民从野蛮人与罗马霸权中解放出来为政治宣传口号。马其顿王国快速增强的国家实力、与希腊诸城邦的亲近关系、坚固的防御工事、充足的战备物资、训练有素的青年军队，都使罗马人对珀尔修斯充满了怀疑。截至公元前177年，通过观察马其顿王国的内政外交走向，罗马人意识到了珀尔修斯的行为举止已然像一位独立的希腊化王国君主。珀尔修斯的一系列举动带有鲜明的反罗马色彩，旨在恢复马其顿王国对希腊地区的控制与统治权。在老加图的建议下，罗马早已开始在全希腊扶持、确立亲罗马的党派势力，众所周知的卡里克拉特斯（Callicrates）就是在罗马的帮助下才赢得了亚该亚同盟领导人之职责。这表明了罗马对希腊地区的控制并未因公元前194年的撤军而消减，反而以一种隐性方式得到了渗透与加强。当罗马友邦帕加马国王欧迈尼斯二世与珀尔修斯的矛盾激化，并于公元前172年请求罗马出兵之时，罗马元老院决定迎战，这宣告了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171—前168）的爆发。此次战争的走向曲折复杂，罗马派军团渡海远征，在伊利里亚登陆，起初接连败于珀尔修斯，直到执政官保卢斯（Lucius Aemilius Paulus，公元前229—前160）上任领军才扭转败局。公元前168年的皮德纳战役成为决定性一役，马其顿方阵大溃败，珀尔修斯被俘并押解送至罗马，后客死于阿尔巴（Alba）狱中，统治马其顿王国百余年的安提柯王朝灭亡。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后，罗马并未选择与马其顿王国签订协议，而是选择将其一分为四。执政官保卢斯当众宣布马其顿人民获得自由，他们仍保有之前的城市与土地，遵从他们旧时的律法，并选举年度行政官员，他们对罗马上缴的税款只为过往交给珀尔修斯的一半。但马其顿王国需要被划分为四个区域，四个区域的人民之间不享有通婚权，也不允许跨区域购置土地或房产。此外，金矿和银矿不得开采，但铁矿和铜矿是允许开采的。可见，罗马对马其顿王国的处置贯彻了“分而治之”的主导思想，割断了马其顿王国旧有统治范畴内的经济、政治与人文联系，断绝了其再次恢复为“独立”国家的希望。这改变了东地中海多极结构中主要行为体的数量，改变了体系内的权力分配格局，无政府系统随之发生转型，并深刻影响了其后罗马的国家行为与政策导向。

无政府秩序下的东地中海多极体系使罗马需要寻求与域内大国之间的制衡之道，兼顾小国及盟友的利益诉求。罗马在该区域的早期扩张呈现了克制性与隐蔽性，罗马国家致力于与域内国家构建共同利益联结，以此强化其介入局势的正当性。这个历程呼应了弗兰克的部分观点，即罗马的扩张是一个暗中摸索的、跌跌撞撞的过程。波顿认为皮德纳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古代地缘政治的一个分水岭，统治地中海东部150多年的三大希腊王国之间事实上的权力平衡在一瞬间就被打破了。“改变结构是克服结构强大影响的惟一方法”，这一核心原理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罗马对马其顿王国的处置措施上得到了经典诠释。通过拆解马其顿王国的统治架构，系统性地削弱其反抗能力，罗马彻底地铲除了马其顿这一关键的区域制衡力量。原本多极并存的东地中海均势体系逐渐演变为以罗马为核心的单极格局。在这一新的国际等级秩序中，罗马的国家行为从有限干预转变为直接控制，政策导向也从联盟外交转向制度化统治，统治意识也随之从“霸权领导”发展为“帝国治理”。

首先，过往表象中的“亲希腊主义政策”被彻底取代，希腊人的自由不再被罗马人关切。实现对希腊世界的直接控制、攫取战利品及人力资源成为罗马国家的核心战略目标与统治阶层的共识性认知。蒙森、弗兰克、巴蒂安等学者常以罗马人在公元前194年从希腊撤军、“解放”科林斯、公元前167年关闭马其顿王国的金银矿等史实为依据否认罗马扩张的经济动因与侵略属性。上述例证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前，罗马对东地中海局势的介入，以及介入后所要施行的对外政策，在罗马内部并未形成统一的、共识性的国家认知。执政官弗拉米努斯顶住了大西庇阿等一众罗马谨慎派元老的反对，将科林斯交还于亚该亚联盟，撤走罗马在若干关键要塞的驻军，也促成了公元前196年的希腊解放。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罗马在希腊地区确实没有施加常规性税收、没有驻军占领、没有设置帝国主义性质的管理机构。但其对希腊地区的政策导向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发生了重大转变。公元前168年，罗马执政官埃米利乌斯·保卢斯听从元老院的命令，允许其士兵掠夺和摧毁了70个莫洛西亚城镇，约有15万居民被贩卖为奴。罗马国家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稳固自身在希腊地区的统治，剥夺他国的自治权，侵占他国的领土。此外，罗马在希腊各邦进行清洗、放逐了大批有反罗马嫌疑的政治人物、惩罚了埃托利亚同盟。他们把亚加亚同盟的显贵作为人质遣送至意大利，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即在此列。在公元前167年后，四个附属于罗马的马其顿共和国缴纳的贡品足以使所有的罗马公民免除直接税的缴纳，该税款直至公元前43年安东尼与屋大维的穆提那战役前才再次被恢复征收。

其次，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罗马对传统盟友及友邦的态度急转直下。华尔兹提出在危机和战争中，多极世界中的强国依赖与同一体系内其他国家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以确保自身能够获得坚定的支持。这从系统层面上解释了罗马人早期维系与帕加马、罗德岛的友谊、联合埃托利亚、亚该亚同盟的根本动机。帕加马、罗德岛作为罗马的友邦，虽然其国家实力不足以抗衡马其顿王国，但因战略位置紧要，作为东地中海地缘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具有影响区域政治平衡的力量。在灭亡马其顿王国前，罗马曾多次积极响应友邦的求援、维护其利益诉求、不吝与之分享战后成果。波利比乌斯记载了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后，许多希腊城市自罗马处获益，如罗德岛、阿卡亚等都不同程度地步入了发展的新阶段。除此之外，“在公元前188年与塞琉古王国所签订的阿帕梅亚条约中，罗马并未在小亚西部建立定居点，只是对原塞琉古所控制的若干城市进行划分，大体上将反对罗马、忠诚于安条克的分给罗马的朋友罗德岛与帕加马”。公元前169年，罗德岛派使团前往罗马元老院，希望重建与罗马的友好关系，得到了罗马方面的友好接待。 但在皮德纳战役后，罗马人开始有计划地清算与报复罗德岛。公元前166年罗马赋予提洛岛自由港的地位，这一举动直接导致了罗德岛的衰落，起到了以罗德岛警示其他城邦、彰显罗马自身权威的作用。与此同时，帕加马王国作为罗马最忠诚的盟友，其国王攸美尼斯二世（Eumene Ⅱ, 公元前197—前159年在位）也遭到了罗马人的恶意猜测，他被控诉曾交好马其顿国王。因此，罗马人积极鼓动其兄弟篡夺王位。

再次，随着东地中海多极结构的崩溃，以罗马为中心的“单极结构”等级秩序逐步建立起来。“在一个单极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能够按照自己的奇思怪想自由地行动。”经历了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罗马将原本处于无政府秩序中的东地中海国际体系逐步转化为了国际等级结构。处于这一地缘政治空间内的国家单元由原本的同等关系转变为从属关系，而这其中以罗马为“彻底的权威”。在公元前167年为罗德岛辩护的演说中，老加图用“统治”（imperium）来定义罗马在东方世界的地位。罗马对东地中海的大国、往日盟友、城市同盟等任意地施展权威，傲慢的民族心态是霸权建立的征兆与体现。在公元前167年为罗德岛辩护的演说中，老家图认为罗马人的行为足以称得上傲慢（superbia）。波利比乌斯记载了公元前168年恰逢罗马人战胜马其顿之时，塞琉古王国安条克四世与罗马特使莱纳斯（Gaius Popilius Laenas, 公元前172年、前158年两次任执政官）于埃及的贝鲁西姆（Pelusium）会面。莱纳斯起初拒绝与这位曾经的旧识握手，他画地为圈，要求塞琉古国王如若不回应元老院的政令则不可踏出圈子一步。最终安条克四世表示完全服从元老院的任何要求，莱纳斯才与之握手。在公元前165—前150年间，亚该亚同盟四次遣使请求罗马归还扣押者，或至少给予他们接受正当审判的权利，罗马均拒绝了他们的正当要求。这样的事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罗马的对外举措之中。正如老加图所言，随着战胜马其顿王国，罗马人再无可恐惧之敌，可以随性而为。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之时，罗马所呈现的傲慢姿态正是其霸权发展的重要表征。

以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的为分界，东地中海的地缘结构由权威分散性体系向权威集中性等级秩序转变，作为体系内的唯一霸权国家，罗马重新定义了该体系内权力分配机制，使之从“动态均势”转变为“静态霸权”。波利比乌斯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他最初设想将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作为其叙述的终点，原因在于150多年来属于希腊与马其顿的世界在公元前168年已经变为了罗马的世界，这体现了他对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东地中海世界格局演变的敏锐洞察。在皮德纳战役后，罗马对待战败之敌持有了截然不同的态度，罗马不再满足于战败国的服从、赔款、签订合约等，转而寻求对敌人的彻底毁灭，而这种战略目标的改变在公元前149—前146年进行的第三次布匿战争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纵然迦太基人答应了罗马提出的条件，愿意服从罗马人的命令，仍逃不出被毁灭的命运。再如，公元前129年，罗马执政官马尼乌斯·阿奎里乌斯镇压了帕加马起义，瓜分其领土、建立亚细亚行省。可见，以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为起点，罗马人不再满足于在过往战争中所得到的收获，诸如土地、赔款、未来不受侵犯、不遭到反叛的保证。当多极格局被打破，原域内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随之瓦解。罗马人不再借助与域内国家的联盟及合作来维系均衡格局，他们转而着眼于彻底根除敌人，一劳永逸地消除自身的政治与军事威胁。这表明了罗马人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随着其所处地缘格局的变化，他们不断地修正其战略目标、重新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国际权力结构。这种认知上的转变在其国家行为上表现为，对所征服地区由过往的攫取利润、保持控制、得到服从，逐渐转变为直接吞并、纳入管理、实现整合。这一历史进程既呼应了政治社会的演绎逻辑，也呼应了东地中海、甚至是环地中海世界走向资源整合的历史进程。

旨在消灭强大竞争者的战争是导致系统改变的战争，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构成东地中海多极系统的主要国家单元——马其顿王国灭亡，这标志着该地区国际结构的重大变化，由一种无政府状态下的均衡结构向等级结构转变。这种结构性的变动所带来的影响将会传导至各个国家单元，深刻改变其国家行为、对外政策、战略目标等。以罗马为例，在灭亡马其顿王国前，罗马对待战败之敌的处置措施截然不同。自公元前168年开始，罗马不再满足于与战败之国订立合约、从其获得赔款与服从的承诺，转而寻求对敌人的彻底毁灭、一劳永逸地消除外在的政治与军事威胁。这种战略目标的改变在第四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151—前148年）、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前146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纵然迦太基人答应了罗马提出的条件，愿意服从罗马人的命令，仍逃不出被毁灭的命运。越来越多的战败之国被纳入罗马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中，以实现直接的军事控制，如在公元前146年罗马吞并迦太基以建立阿非利加行省、公元前120年吞并山北高卢建立了那博纳高卢行省、公元前63年吞并塞琉古王国建立叙利亚行省等。这一历史进程恰呼应了罗马史学家比尔德对罗马由“服从性帝国”到“吞并性帝国”转变的描述。此外，国家政策、战略目标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国在新体系格局内对自身定位、未来预期的调整，这种调整侧面地得到了波利比乌斯的见证。作为战争之亲历者，波利比乌斯最初设想将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作为其叙述的终点，原因在于150多年来属于希腊与马其顿的世界在公元前168年已经变为了罗马的世界。在这个属于罗马的新世界中，伴随着征服历程的深入，罗马人的普遍统治也在不断地被合理化。

自公元前214年至公元前148年，历经四次马其顿战争，罗马最终颠覆了在后亚历山大帝国时代东地中海所构建的多极格局。这一历史进程曲折迂回、偶有反复，因其复杂性与多面性而引起了史家的热烈探讨。罗马史学家玛丽·比尔德意识到了“罗马中心主义”对于理解罗马海外扩张历史的消极影响。她指出，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的海外扩张比之前罗马对意大利半岛的征服要复杂得多。罗马并不是该过程的唯一主导者，罗马人面对的是一个充斥着政治冲突、善变联盟、国家间暴力的世界。比尔德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来看待罗马的扩张，她不将“侵略性”视为罗马国家的特性、亦不将之归为罗马最终发展为地中海世界霸主的主因，其观点从方法论的角度契合了华尔兹的层次分析法、也与埃克斯坦所提出的“体系层次分析”形成呼应。由此可见，引入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来探讨罗马扩张这一“旧问题”具备学术与理论基础。

从表象上看，罗马与马其顿王国之争是其在地中海进行势力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深层次剖析，这一过程亦是作为域外势力的罗马，为进入东地中海政治国际体系所做的摸索与尝试。在多极格局的均势体系影响下，罗马对东地中海局势的介入最初体现了行为上的克制性、战略上的谨慎性。作为域外势力，罗马借助与当地盟友、友邦、亲罗马派的联合，构筑共同利益诉求、实现“长臂管辖”、发挥间接控制力。随着地区内主要参与国国家势力对比的变动，罗马逐步加强自身影响力、扩大武力征服的强度与范围、施展直接控制手段，最终灭亡马其顿王国，进而打破了东地中海的多极体系，开始构建以自身为核心的单极格局。国际体系中互动单元能力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变化；而系统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互动单元。全新国际格局从结构层面上影响了罗马的国家行为与意识，罗马的扩张历史也呈现了新的特征与趋向。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绝非“结构决定论”。人们在关注系统结构的同时，考察国家的实力、行为与互动是必须要做的。在分析推动国际体系演变的因素时，我们不得不注意体系内国家间实力的消长，以及实力消长对体系内权力分配结构的重塑作用。“国家是通过彼此互动塑造出国际政治系统结构的单元”，过往学者在探究罗马在东地中海扩张历程时，多将视角聚焦于国家或次国家的层级之上，确实为我们理解罗马的崛起提供了很好的内部视角与国家层面的合理解读。但罗马史学者立足于罗马的政策导向、国家属性、决策群体的偏好等，使得其对罗马扩张史的分析囿于“罗马中心论”、落入了“还原主义理论”的窠臼，无法为罗马对外政策的反复、对希腊态度突然反转等历史现象提供更为合理与全面的解释。这便需要我们适时地引入新的理论、采取新的分析路径，从新的视角来推动对某些问题的深入认识。任何科学性理论均有其适用的边界与限度，难以完美适配对所有历史现象的阐释，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意义正在于打破各学科间的研究界限，以实现对特定问题的整体性综合研究。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从国际体系与结构的分析维度上，为我们理解罗马国家行为、政策倾向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后的转变提供了合理的方法论路径，提醒我们注意结构与体系对个体的反作用力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