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动态：朱佳寅 杨令侠“关于杨生茂美国史学史研究思想的探讨”

          杨生茂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从事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并反复强调中国的美国史研究者要通过鉴别吸收的方法，观察、总结美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与规律。他以美国史学史中3个重要学者特纳、威廉斯和班克罗夫特为研究对象，阐述了他的历史哲学观点，以及对美国史学史发展脉络的理论思考。“ 美国史学史”是他的两大主要研究方向（美国外交史和美国史学史）之一，也是其研究成果最多的  领域。从中国学术的视域看，杨生茂先生研究美国史学史的过程、内容和论点都是值得总结的。

一

“ 史学史”不是拈来可做的课题，其特别讲求研究者本身及其所处环境 ，二者都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平方可行之。“美国史学史”的研究亦然，需要研究者具有美国史及世界史专业的学术积累与修炼，也需要已有美国史研究成果的托举。作为一个研究者，做美国史研究和做美国史学史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同时只有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美国史 研究总体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也才有可能去做。

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直至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前，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成果还是凤毛麟角。对此杨生茂先生比喻说，“我国美国史学者是在一块硗薄的沙碛上,  把美国史研究开展起来的”。这种情况下杨生茂先生开展美国史学史研究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他说，在美国史研究中，“我的兴趣在美国史学史和美国外交史。我在这上面 多花了些力气”。可兴趣毕竟是兴趣，真正开展研究则非易事。

1941 年杨生茂先生从燕京大学肄业后于9月赴美，开始了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研究院的学习，1946年底回国，自 1947年始一直服务于南开大学，直至2010年去世。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虽然在美国学的是美国史，但是杨生茂在回国后30年里，几乎没有机会研习美国史。

第一个原因是，1946 年之后，南开大学虽然名义上已经改为国立，但依然蹈常袭故于原来私立时期的办学模式。重建的历史系规模小、课程少，且课程体系也是旧的。从1947年秋入职历史系至1949 年1月天津解放，杨生茂先生讲授的课程是 “ 西洋史”。众所周知，西洋史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几乎不包括欧洲之外的历史。

第二个原因是，1949年之后，国家高等教育委员会废除了此前的“西洋史”课程，指示高等院校开设“世界通史”课程，但是中国从来没有过“世界史”这个学科概念。世界通史究竟该怎么讲，体系和内容为何，对于百废待举的新中国来说，一时间还没有具体的规划；对于那些从“ 旧社会”过来的，教育背景各异，无论是留美、留法、留日还是留英的高校教师来说，更是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他们面对的任务不是课程转变、教材更换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那一代学人责无旁贷地承担起“ 世界史”这门新学科的筹划与建设。从此，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从无到有、从薄到厚地发展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杨生茂先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各种学术活动上，其中包括：1949年6月始，作为 1949 年后南开大学历史系第一届（代理）系主任，在历史系建立  “ 新史学”教学体系；1951 年联合李光璧、傅尚文、张政烺、孙作云、关德拣、丁则良共同创办《历史教学》杂志；20世纪50年代末，始联合主编中国第一部大学教科书《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以及草创与 艰难维持世界史研究等。今天反观他们的工作内容，这一代知识分子所承担的学术创造实际上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学术界的状况，杨生茂先生只能义无反顾地投身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中去，而对美国史的研究则无法即时开展。

第三个原因是国外环境的掣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就处于严峻的国际局势中 。美国的对华封锁、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以及朝鲜战争危机等外部因素，都不利于中国学界进行深入的美国史研究。

第四个原因是1966—1976 年的“ 文化大革命”。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央提出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指示。毛泽东指示教育部开展研究三大宗教和地区国别史。1964 年教育部批准南开大学成立美国史研究室、日本史研究室和拉丁美洲史研究室。美国史研究室以杨生茂为主任。教育部给予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不经过南开大学财务处，不定期直接拨款（美元）给美国史研究室的资料室以购买英文书籍或订购英文杂志。南开大学的美国史研究室是教育部直属单位，也是当时我国最早成立的三个美国史研究基地之一。对杨生茂先生来说，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室这个学术平台的建立，简直是久旱逢甘霖。然而，正当他秣马励兵、建设研究室的硬件软件，摩拳擦掌、准备开展美国史研究的时候，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到“文革”结束时，他已经 60 岁了。

杨生茂先生虽然从 30 岁开始在南开大学执教到 60 岁之间的大多数时间从事的是世界史学科的筹划与建设工作，但还是见缝插针地做了一些美国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他说：

我对美国史的研究可以说始于1951年 。朝鲜战争时候，美国人就过不过鸭绿江问题也争论。麦克阿瑟要求过鸭绿江，打到中国东北来，杜鲁门不敢这样做。当时中国刚刚解放，经济上没有基础， 美国舰队开到台湾海峡，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在《开罗宣言》上是见诸文字的，杜鲁门也这样说过，可是战争一起来就推翻他先前所说的话。美国对中国所做的事就如同美国、英国、法国在一战后对苏俄所作的事，趁你未起来，将你扼杀 。那时候，美国在中国影响很大，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影响很大，所以反对崇美是一个思想解放 。

1958 年，我开始讲授美国史，恐怕是（中国）解放后第一个讲授美国史的人。1958 年，连北大也没有美国史，解放以前有，是齐思和先生开的。那时候我为什么开美国史呢？也许是研究生课程的需要吧，但问题是也没讲完。我记得上了几个礼拜的课就下乡了，就完事了 。

1966－1976 年，我们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完全中断了 。

1978 年，我开始招收美国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第一个想到的是，现在我招收美国史研究生，先要做打基础的工作。……我主要是打基础。我有一篇文章说，我这一辈子，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要搞基础工作。换句话说，我希望后来者从我们的“人梯”爬上去，到更高的研究层次，我们处在底层 。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极其薄弱，很难成为研究美国史学史的沃土。显而易见，如果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整体水平得不到提升，美国史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就如无本之木。

1979 年，南开大学作为创始单位之一，杨生茂先生作为创始人之一，与其他高校和学者共同创办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的美国史研究民间学术团体“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研究会成立后，同仁们即一起开创性地编撰中国第一部多卷本《美国通史》（6卷本）。作为主编之一，杨生茂先生亲拟全书写作大纲、体例、规范，通稿并修改6 卷本中的大多数卷本。1986 年始，杨生茂先生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从写作大纲、体例规范到修改全书，亦是不遗余力 。

在上述繁忙工作之余，杨生茂先生念念不忘“ 美国史学史”一域。他说“美国外交史和美国史学史是我特别有兴趣的，我愿意研究”。1992 年，杨生茂先生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项目“ 美国史学史研究”获批，为期3年，经费2000元 。这是当时南开大学为数不多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所获经费也是文科中较高的。

二

20 世纪90 年代，国内研究美国史的硬件建设刚刚起步，加之美国史学史所具有的独特性，对中国学者来说，美国史学史这项研究仍占据着学术的高地。在这双重困难之下，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学史的意义究竟何在，又如何创新，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

诚然，在美国，美国史或美国史学史的著述多如鸿毛，但直到 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学者能了解和接触到的仍少之又少。那时，甚至南开大学藏有的关于美国史的英文书籍都非常有限，拥有个人电脑的教师也属少数，收发电子邮件都要去图书馆“ 电子信息服务部”，互联网的使用更未普及 。杨生茂先生说，“ 咱们关于美国史的研究很贫乏，知道美国的东西很少，资料也很少，近况也不知道，需要做扎实的基础工作”。

“ 史学史”是探究史学自身发展历史的研究，具有其特殊之处。它的任务不是讲述历史，而是阐明史学发展的过程，探索史学思想的源流与派别 以及史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从而揭示史学与社会 的关系，为后人提供史学成果和借鉴，促进历史科学的发展。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对美国学者来讲，传统史学史所研究的历史编纂和历史文学，以及修史工作和修史制度的发展等内容，都不是其主要研究对象 。因此，美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历史观点，即史学家对历史进程的看法，就显得尤为突出。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学者各有侧重，比如有的关注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有的研究社会经济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有的则以朴素民主思想和宪政为叙事主轴。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在对美国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因素表达看法时，会将其历史观点阐释得淋漓尽致、精彩无比，极尽标新立异、推陈出新之能事，于是才会有像弗  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和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等史学大家被载入史册。

对中国学者来说，要想做好美国史学史研究， 就得先通于美国史，然后精于美国史学史。通于美国史需假以时日，精于美国史学史更需连年累月、集腋成裘，如此方能一窥美国历史进程之万一。况且，即便有书可阅，美国史学史研究也绝非书籍的堆砌和介绍。

20 世纪60年代初，杨生茂先生就计划并反复强调中国人要自己撰写美国史学史 。这大约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观察美国历史发展潮流：鉴别吸收

鉴于史学史，尤其是美国史学史的上述特点，杨生茂先生说：

鉴别吸收，也可以叫做批判吸收 。不过“批判” 这两个字在“ 文化革命”中用得太滥了，现在好像大家不愿意听，实际上文艺复兴就是批判，借复兴希腊文化之名批判中世纪 。 中国儒学也有批判， “ 寓褒贬，别善恶”，也是批判的，是从道德方面进行批判。《三字经》里面就这样说了。所以，“批判” 并不是一个坏名词，不过在“ 文化革命”中这个词给弄臭了。我说鉴别吸收，其实也就是批判吸收。不但外国文化要鉴别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糟粕，也要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我研究美国史学史的目的就是要分析其得失，作我们的借鉴。史学史比历史还高一个层次。历史是说具体问题；史学史是说美国史学家对美国社会发展的看法，它是观点性的。

所以，我搞史学史不研究具体的东西，只研究轮廓性的、总的东西。每一代史学家根据社会发展、社会需求有他的看法。看它的演变，从中看出点得失，作为我们的借鉴。这是我搞史学史的主要目的 。

我写美国史学史 。我认为，美国总的历史有一个发展潮流。这股潮流是美国社会发展到不同阶段而出现的，都是适应当时社会要求的 。所以，我从大的方面研究美国史学史 。……我认为，史学史不同于历史著作史，应是令人信服地用理论去解释历史的发展现象 。

（二）中国人必须研究美国史学史：学以致用对此，杨生茂先生说：

学以致用，学是为了“ 用”。用要用在好的地方，对社会进步要有促进作用，用在坏的地方，那不是用，是破坏。我主张学不脱离实际，不脱离社会。用好、用坏或真用、假用，在实践中才能辨别出 来，光说不成，要看实际效果，在实践中检验。

我不主张翻译外国历史就解决问题了。中国人学外国史，必须有中国人自己的看法。

当时有一个美国大学历史系教授跟我说，你们研究美国史干什么呢？他说，你们翻译点美国文章著作就成了，何必研究美国史呢？我对此非常反感，说：我们研究美国史，当然比不上美国人。美国人搞很细的题目，很细很细的题目，书出了那么多，学派那么多 。我们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在这儿搞，怎么能跟他们比。但我们不能跟着美国人跑啊，我们中国人要自己搞 。我还同那个人辩论，我说，你的说法不对。我说，我们得研究呀，我们不起步哪成 。这是起步工作呀，一步一步地来。

（三）注重比较研究的方法：洞察中美史学之异同

杨生茂先生多次强调在研究美国史学史时运用比较研究法。

我目前正在研究美国史学史，特别注意中美史学比较研究法 。当然社会发展阶段和情况不同， 史学发展也不相同，史学研究也有不同或不可比较之处 。找出可比较之处甚而不可比较之处，鉴别吸收，用以改革提高（中国史学传统中也有糟粕）和弘扬光大我国史学的研究。中国史学传统中也有伟大杰出之处 ，不然一个民族文化无理由屹立世界之林达几千年之久 。这样悠久不衰的文化诚为世界叹服。研究外国史学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 而是为了外为中用，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包括方法论，提高和宏大中国史学。落脚点还在于积极参与和提高世界文化。不然，没有研究美国史学（史）的必要了，美国人自己研究就可以了，何劳中国学者去照本宣科甚而鹦鹉学舌呢？而中国学者又何  必研究美国史学史呢？ 这个道理在很大程度上也可推及美国学 。

美国史学史也是我多年喜爱写作的课题，收集了许多资料，作了许多笔记，还是下决心集中精力整理出来为好 。史学史是学习历史的基础，其中不只在于研究治史的方法手段和史家的精神为人，更重要的是研究史学的功用 。历史学家千千万万，而成为伟大的（或有名气的）史学家恐怕为数不及数掌之指。“伟大”在于能总结过去文化的精粹，在于适应当代需要，在于推动（或估计，不是占 卜）社会发展之趋势 。学以致用，永远是脱离妄想或主观臆测的利刃 。另外，学以致用中，还需要比较学，若能结合我国史学发展去研究美国史学，成效更大。“不可比”也是一种比较。若做到这些，也不容易 。 自愧中国史方面学力不足 ，但无妨试一试 。试一试，方知天高地厚，新儒学大师们用意可嘉，但其致命弱点在于脱离母体太远。美国史学史也许是一个不大时髦的问题 。这点无可疑虑，所疑虑的还是功力不足 。

杨生茂先生预设的这种纵通古今 、横逾中外的研究格局使其研究视域辽阔、气度高华。

三

杨生茂先生在美国史学史这个研究领域披荆斩棘、拽耙扶犁 30 余载，虽成果不过六七份，但整个写作过程艰辛而漫长。

杨生茂先生对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并不是按照 学派出现的时间顺序写作的， 而是从美国历史学 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及其边疆学派开始的，共有三份成果 。第一份是《“新边疆”是美帝国 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兼论美国“ 边疆史学派”》。对这篇文章，杨生茂先生自己评论说：

说实在的，“ 文革 ”结束前有点分量的文章就这一篇 。我们是 1978 年后才开始搞学问的，都60来岁了。……“ 新边疆”这篇文章代表了我的美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阶段 。

确切地说，这篇文章是1966 年“文革”开始前杨生茂先生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标志着他的美国史学史研究的开启 ， 同时也是当时中国学术环境的真实写照 。文章对美国仍袭1949年后的叫法，称“美帝国主义”。杨生茂先生在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朝鲜战争结束不过10 年。同时，60 年代初，中国人民支持美国黑人运动的呼声很高。而当时，中国大众对美国、美国历史、美国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了解并不多 。杨生茂先生选择特纳作为他的第一个研究对象，不仅因为特纳是美国传统史学之东部文明起源说的挑战者，其“边疆假说”是美国版图形成的一种学说，更重要的是， 揭示了美国向西打张的特性。

虽然特纳的边疆学说从 1893 年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美国史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但是中国的学界对此知之甚少。杨生茂先生说：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在美国史学界影响很大， 我是第一个把他的思想较为系统地介绍来的 。他是扩张主义 。美国的发展是从东向西，印第安人一步一步地后退 ，最后印第安人被搞到居留区。特纳解释此为文明的胜利。我认为特纳的学说是帝国主义扩张理论的基础之一。

特纳的观点影响了美国一代的人，教科书也跟着变。特纳1931年退休，1934 年逝世。以后特纳学派就衰落了，又有一个新的学派兴起。史学史总观美国历史的大势，是总的看法，不像美国黑人运动史 、美国工人运动史那样谈具体问题。它是通的， 是理论性的，里面谈的具体东西是为总的概括 、总的观点服务的，例如英国汤因比有他的看法 。他谈历史循环论，春夏秋冬往而复返，谈历史的根基，最后归纳到基督文明对马列主义的挑战， 落脚点落到这个地方 。

《“新边疆”是美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兼论美国“边疆史学派”》这篇文章的学术价值很高，文中提出的特纳的学说是帝国主义扩张理论的基础之一的观点令中国的美国史学界耳目一新 。杨生茂先生通过对边疆学派产生的原因和美国拓疆历程的阐述 ，将美国史研究中的史学史这一“高大上”的领域引介进中国，并引用史实说明边疆史学派是怎样为美国各种侵略活动提供理论根据的 。杨生茂先生的这篇文章既不失高标准的学术水准，又达到有“用”之目的，也为他后来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史奠定了扎实的学术思想基础 。这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是个很难拿捏的尺度， 杨生茂先生成功地做到了。

1982 年发表的《试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 纳及其学派》是杨生茂先生研究特纳学派的第二篇学术论文。处在改革开放的学术春天里，这篇论文从题目到内容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文章对特纳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 、边疆学派的思想渊源、边疆学派的中兴与消落，以及后特纳时期美国史学发展情况等进行了详尽的考察 ，洋洋洒洒3万字，引用英文论著86种，做注释165个。当时发表学术论文一般对字数的要求是不得超于六七千字。幸得当时《南开学报》偏照，该文得以刊出。

杨生茂先生对特纳研究的第三个成果是《美 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这本书。这本书实际上是一本有关特纳及其学派的论文翻译集 ，其中节译特纳本人撰写的文章7篇 ，外国历史学家纪念特纳及评介其学说的文章 6 篇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除了对当时英文资料短缺的补益，还带着那个时代的学者们对这个领域问题的自我理解和翻 译风格，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993 年5月4 日，杨生茂先生应邀把这本书的初译底稿捐给了南开大学图书馆文库，并在封包上写下数语：

此系《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一书的初 译稿审阅存底 。 因系初译稿，字迹杂芜，且用铅笔审校，日久字迹更不清晰，但挑灯鏖战，呕心沥血 之辛苦，均跃于纸上 。故特赠南开大学图书馆文库 保存，期寄雪泥鸿爪之意。

澹泊惜阴斋主杨生茂识

南开大学图书馆没有辜负杨生茂先生厚意， 将这些手改稿恒温恒湿认真存于特藏部 。

杨生茂先生对美国史学史研究的第二个侧重点是美国外交史学史，是从威廉·阿普曼·威廉斯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入手的。

在《试论威廉·阿普曼·威廉斯的美国外交史学》一文中，杨生茂先生通过分析威廉斯的史学观点，阐释了美国新左派运动和新左派史学以及美国外交史学史的特点。他认为，威廉斯之所以卓越，是因为他提出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扩张主义因素和两个基本特点。文章尽是旁征博引，有些页的注释竟占2/3 页面。这篇文章发表于1980年初， 应该是写于20世纪 70 年代末，但杨生茂先生资料积累却用了几十年之工。更难能可贵的是，其引用的资料最新截至1978年。这篇文章引用了 1978  年出版的 、当时美国研究威廉斯的最新的前沿新著，同时还介绍 1978 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举办的第71届年会对威廉斯观点的点评。杨生茂先生身体力行，示范高标准学术水准，可谓苦心孤诣。

《论乔治·班克罗夫特史学——兼释“鉴别吸 收”和“学以致用”》一文是杨生茂先生生前写的最后一篇关于美国史学史的文章 。他自我评价这篇文章时说：

比较重要的是班克罗夫特那篇文章。他们要6000多字，我写了一万多，因为停不下来 。他们不要那么多，后来又删。删也费事啊，删到6000 字交给他们。班克罗夫特等于美国的司马迁 ，是创始人。两人时间虽相差甚远，但我还是将两人做了一点比较。中国封建社会是长期的，美国是一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本来我还想拿中国史学发展与美国作比较，比其间的不同。我经常注意对比。比较，这才能鉴别吸收啊！但是，我不是死搬硬套地去比较，因为不同社会，不同年代，状况各不相同。司马迁是什么时候啊，两千年以前；班克罗夫特是百年以前。所以，我警惕死搬硬套。为了中国学生理解美国史学，我愿意做点比较。通过这些人，我表达出了对美国史学史的看法 。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20世纪90 年代末都是杨生茂先生最怡然的时光，令他史学创作喷薄而出，笔触笔调充沛旺盛，尽无年暮之气。在班克罗夫特游走的欧洲和美国的学术走廊中，杨生茂先生帮助读者从班克罗夫特的历史语境中勾勒出美国史学史的发展脉络，并将其“鉴别吸收”的学术关怀折射进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现实理境。

自1822年从欧洲学成回美后，班克罗夫特通过对欧洲文化的鉴别取舍，终借英法文史传统和德国民族主义，还原了美国历史的化境。很难否认杨生茂先生没有受到班克罗夫特等美国历史学家气势磅礴的历史推论的震撼或者感染 ，但是他并没有随着他们的思路走， 而是站准中国学者的立足点，把这些研究个案措置裕如，作为其一贯倡导的鉴别吸收理念的典型案例，向中国读者鲜明地诠释了自己的观点，并通过冷静思考，展现了恢宏 的美国史学史场景 。这篇文章气势如虹 ，挥洒自如，游刃于欧美之间，迸溅出激情澎湃的历史浪漫 主义色彩 ，彰显了杨生茂先生的历史国际主义的风范，是他写作的最高境界。

总结杨生茂先生这几篇研究特纳、威廉斯和 班克罗夫特的文章的写作过程可以看出 ，他立意 研究美国史学史很早 ，然其研究则进行得断断续续，甚至被中断10年之久。他的第一篇相关论文发表于 1965 年，最后一篇发表于1999 年 。这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各种客观原因外，杨生茂先生还 始终本着先做合作的集体项目的原则。

杨生茂先生在进行美国史学史的课题研究的同时，还是其他美国史研究项目的领军人物。为使中国的美国史年轻学者早日出成果 、为中国的美国史学界早日建成成熟的学术队伍，他宁可停下 手中的美国史学史的写作。

仅以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这20多年的时间为例，杨生茂先生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和美国史学科做了诸多奠基性工作，如参加“七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会议 、南开大学教师职称评审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会议， 联合主编《简明外国人物词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年），合著《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年），合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 年），合编《美国历史百科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年），等等。杨生茂先生甘愿在这些研究课题中做搭桥设径、铺路奠基的工作。对于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他无怨无悔，自甘其乐。可惜时间留给他有效的工作时间太短，还有许多翻译成盒的卡片最后也无力整理。杨生茂先生原计划写“单篇文章，以人系史，集人成书”的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

转载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1年第5期